對於唐政權的壯大意義何等重大。
當然了，蜀地雖然富庶，錢糧廣茂，兵源充足，但是蜀道艱難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就算攫取了蜀地錢糧之後，要想將這些錢糧用於關中方向的北方戰場，無疑是一件損耗極大又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比如三國時候蜀國諸葛亮就曾經算過，在漢中盆地屯田，將就地收穫的糧食用於六出祁山討伐長安地區的話，即使是走最近的子午谷，大概四石糧食啟運後，就有三石會在路上被運糧的民夫牲口吃掉，只有一石可以運到長安，路途損耗率將近八成之多！而如果不靠漢中屯田，直接從成都運糧到長安的話，那就更誇張了，十五石軍糧從成都啟運，只有一石可以到長安（注：這個損耗率沒有計算木牛流馬等考證難明的因素，也就是說蜀道部分無法透過糧車的地方，要全靠人力在山路上揹著糧袋行軍，因此人力消耗的口糧才如此巨大）。如此誇張的損耗率，哪怕蜀地的糧食多得飆油。也是不夠這般折騰的。
所以，關中政權奪取蜀地之後，對於蜀地錢糧利用的正確開啟方式。應該是南北兩個戰場各自為戰——不要指望蜀地的錢糧來補貼關中方向的北方戰場，而是奪取蜀地之後。立刻在蜀地自建新軍，就地造船，然後順著長江三峽衝出去，直撲荊楚之地，而後便是江西、江東一路殺過去，把蜀地的錢糧用於平定南方。
因為長江三峽順流而下的水運是極為便利的，便利到從夔州出了三峽就可以“千里江陵一日還”，而逆流而上的水運則是極其苦逼。所以川軍打荊州極為方便，而荊州軍要想反制川軍就難上加難——劉備出川的時候，孫吳駐守三峽一帶的軍隊被打得節節敗退，直到陸遜把戰場拖後到夷陵一帶才穩住陣腳，就是這個原因，而且也正是因此，所以陸遜擊敗劉備之後，只要劉備躲回三峽另一頭的永安白帝城，陸遜就抓瞎了毫無擴大戰果的機會。
歷史上，在江陵立國的蕭銑政權。就是在唐軍李孝恭部收川后次年，被從蜀地沿著三峽出兵的唐軍消滅的，消滅蕭銑的唐軍主帥正是趙郡王李孝恭。而副帥則是李靖李藥師。李孝恭部靠著在四川得到的兵馬錢糧，沿著長江一路橫掃上萬裡，連續擊滅蕭銑、林士弘、李子通三大佔據荊楚、江西、江東的軍閥，把整個南朝故地收入大唐囊中。
可惜，現在的李孝恭，因為薛舉還沒死，因為他堂弟李世民孤軍頂不住薛舉，所以李孝恭也不得不暫時跑去淺水原給堂弟打工，入川奇功只能是遙遙無期地擱置了。
在這樣的時刻。李淵得到了楊廣被宇文化及殺害的訊息，也真是不知道是喜是憂。在他原本的計劃中，最好是好歹把劉武周這個直搗他老巢的軍閥給滅了。然後再擁立代王為新君，這樣好歹也能更有底氣一點，不至於人心不服——就好像歷史上司馬懿、司馬師就已經實際上攫取曹魏的軍政大權了，但是一直不敢篡位，就是要等到司馬昭時代，有了“滅蜀大功”之後，才好名正言順篡位：當年曹操削平北方諸雄，獲得了代漢的“功德巍巍、合當受命”資格，司馬昭滅了蜀國這一偽朝，才能與之比肩。
任何行廢立之事的人，都希望手頭有一個馬上拿得出手的大軍功墊墊底，造造勢，以李淵的政治敏感，當然不會不懂這些。
楊廣的猝死，顯然逼得他不得不把擁立新君的時間表提前幾個月，而三個兒子都在外頭打仗，李淵也沒人可以商量，只好找劉文靜、裴寂密議此事。
“二位先生以為，如今昏君在江都被弒，孤等該當作何區處？”
劉文靜也算是鐵桿擁躉了，這個當口自然是精神抖擻地勸進：“唐公，臣以為，蕭銑既然已經在丹陽另立燕王，咱這邊是絕對不能落後的，不然到時候反而落下再次叛逆的把柄，不如便立刻為代王新上帝號，並且昭告天下認定蕭銑篡改楊廣遺詔，乃是叛逆。同時行文東都，讓元文都等歸順我等——想來元文都是不肯歸順的，但是我等好歹要先把聲勢造出去，如今這個時刻，顯然是誰先稱帝就能佔到好處。
一旦新君正位之後，便該以詔書加封唐公為唐王，正式另封丞相、尚書令以執掌軍權。待過幾個月，年關將近的時候，再以新君年少德薄、不堪威服天下為由，行禪讓之事。”
李淵聽了，卻不覺得有多欣喜，畢竟軍事上佔到的優勢才是實打實的，名義上撈再多好處都是虛的。聽了劉文靜的言語，他也不置可否，轉頭示意裴寂也說說看法。
裴寂也拿不出別的什麼看法，只是老生常談把劉文靜說過的話重複了一遍，又新增了一些細則：“臣以為，新帝應當額外加封大公子為唐王世子，二公子為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