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集與儒家基本觀念之間的一致：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
這“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可與《詩大序》中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相互發明，都強調了情慾之正當而有節制（當然，孔子對《詩》還有別的考語）。這樣的看法在古代並不孤立，比如《荀子·大略》：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又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淫”作“不過分”講；“不愆其止”作“行動上不違背禮義”講，都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翻版。
關於先哲在人慾與禮義之間所持的通達、體諒之意，潘光旦有很好的體會和闡述：
多戀的傾向，是“發乎情”，是“民之性”；單戀的原則和歸宿是“止乎禮義”，是“先王之澤”，先王之澤就是傳統的文教的影響。教男女於婚姻之外，對其他異性的人絲毫不發生與不表示愛慕的心思，是不可能的；但教他們在表示愛慕的時候，應當有相當的分寸，相當的限度，最好不要到達一個推車撞壁的境界，甚至於不到一個懸崖勒馬的地步，是可能的。中國的性道德的觀念，以至於一般的道德觀念，至少在佛家上場以前，是不作誅心之論的。［19］
我想如果今日的道學家讀到上面這段文字，該不會指責潘先生是在“鼓吹婚外戀”吧。
重視人慾及滿足人慾的主張，非獨先儒而然；這在中國是一種長期的傳統。即使到了禁慾禮教大受倡導的時代，這種傳統仍然不斷有所表現——傳統是一種極難去掉的東西，至少在中國是如此。對於這種傳統在後世的表現，這裡只先選兩個不同角度略加考察。
歷代帝王后宮，一直是大群女性幽居之所，各級妃嬪而外，更有大量宮女。下面是幾則提到數字的記載或論述，從中可見這方面情況之一斑：
當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墨子·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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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慾：早期儒家所持開明態度（6）
昔先君襄公……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管子·小匡》）
而采女數千，……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後漢書·陳蕃傳》）
後宮采女五千人。（《後漢書·荀爽傳》）
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這成千上萬的宮女，是古代中國社會中人慾得不到滿足的最大群體之一。帝王的“雨露之恩”只能偶爾降臨到她們中間極少數幸運者身上，大部分人則不得不度過“惟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的枯寂生活。這種現狀，無論從“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的先賢古訓還是從傳統的陰陽天人感應觀念出發來考慮，都是不易相容的，因此臣下經常上奏籲請“簡放”——經過簡選之後，放出一些宮女。古人普遍相信這樣做有助於水旱等自然災害的預防和緩解，所以帝王有時也自覺行之。按照古人的陰陽天人感應觀念，必須陰陽和諧才好，而陰陽和諧，在人就是“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理想境界，在天就是四季如常風調雨順的好氣候；這人與天兩方面又會相互感應，因此若人間怨女曠夫太多，天地間也會陰陽失調，那就會氣候惡劣，水旱頻仍，所以要簡放宮女。歷代正史中這類記載經常可見。
但有時候，帝王也會越出“救災”的思路，直接以關心人慾——當然是在他自己的人慾充分獲得滿足之後——的理由簡放宮女。唐太宗就是一例，《舊唐書·太宗紀》載貞觀二年事雲：
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得各遂其性。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宮西門簡出之。
李世民此舉，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孟子“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的遺訓，難怪他王業頗能有成。
唐代帝王在這方面確屬開通大度，簡放宮人的記載既多，在某些傳說故事中，他們處理這類事還有人情味。有一個在古代也算得上“膾炙人口”的故事，見於唐孟《本事詩·情感》：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制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