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工人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推動下成立了“港九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而各種工會子弟學校也陸續建立起來，這就是香港人所說的愛國學校或左派學校，比如漢華中學、培僑中學和香島中學等。這些學校不僅成為左派政治力量的組織紐帶和人才基地，而且成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
隨著抗戰以來中國共產黨展開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香港的思想文化界也自然成為中國共產黨發揮作用的重要力量。在“二戰”後整個世界思潮向左轉的大背景下，香港新華社一手組織工人階級隊伍，一手抓文化統戰，左派的發展形勢可謂欣欣向榮。比如，左派電影公司新聯、長城、鳳凰網路了一批當時香港著名的影星，拍攝了大量反映民族主義和新中國成就的電影。撐起香港電影業的半壁江山。其中長城電影公司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到七十年代拍攝的“黃飛鴻系列”共八十多部，在香港和東南亞華人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國民黨勒令停刊的民主黨派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轉移到香港後，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領導下，按照統一戰線思路，辦得有聲有色。兩大報刊還辦起了《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等立場中間的報紙，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愛的馬經、狗經、武俠和色情內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俠小說最先是在《新晚報》上刊登出來，此後《大公報》、《文匯報》也刊登了武俠小說，一時間出現了武俠小說擂臺賽，開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或影響的報紙發行量佔香港報紙發行量近三分之二。
左派思想在香港的發展與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二戰”後香港的經濟開始迅速發展，內地的移民大規模湧入香港，香港社會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比如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香港中環天星碼頭的小輪公司因為船票加價一毛錢就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騷亂。而此時，國際局勢發生了逆轉，中蘇主導的世界“反帝反殖民”運動在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地如火如荼地展開。美國為了遏制蘇聯和中國在東南亞的擴張也與英國聯手，在東南亞各國與共產黨展開政治較量。而中國內地激進的反帝、反殖、反修的“文革”迅速波及到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香港就像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隨時有被掀翻的可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澳葡政府與群眾之間發生了衝突並進行鎮壓，引發澳門左派團體的罷市運動，在內地與有關部門積極配合下，迫使澳葡政府屈服，從此澳門成了“半個解放區”。澳門左派的勝利直接刺激著備受港英政府打壓的香港左派。他們紛紛派人到澳門學習取經。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透過廖承志向香港新華社釋出了指示：“香港不能照搬內地，內外有別，香港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宣傳上千萬不要使香港同胞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將席捲香港。至於我們黨政企業組織內部，不搞大字報，不搞群眾運動，不搞揭發批判。》》務必避免我們在香港的黨組織和各企業機構自己內部大斗，發生大亂子，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轉引自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20頁）然而，在“文革”背景下，內地激進左派在政治上開始佔據主導地位，一九六七年負責港澳事務的中央外事辦被造反派奪權，廖承志完全失去權力，周恩來的外事權也受到牽制。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左派內部的激進派勢力開始抬頭，中央確立的港澳長期政策實際上被一種激進的“解放香港”路線所取代。
一九六七年，各地零星的勞資糾紛引發的罷工運動由於“工聯會”的介入將勞資糾紛的階級鬥爭轉化為民族鬥爭，從香港區域性問題轉化為中國全域性問題，轉化為中國工人階級與英美帝國主義的問題，由此賦予香港左派抗議運動的世界史意義。而此時的港英政府體制極其僵化，沒有任何政治手段，只有暴力鎮壓。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控制的外交部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在京召見英國駐華使館代辦，對港英政府的鎮壓表示強烈抗議並發表宣告。在內地的支援下，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和內地的紅衛兵運動一樣，他們手持毛主席語錄，佩戴毛主席像章，採用貼大字報、批判會和鬥爭會的形式，正式向港英政府發起了全面的思想政治鬥爭。廣東各界左派團體紛紛予以聲援，北京的造反派更是惹出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
香港左派的文化鬥爭並沒有鬥垮港英政府，相反港英政府以恢復法治秩序為名，緊急透過各種立法進行鎮壓。矛盾進一步激化，香港左派動用全部力量發動罷工、罷市和罷課的“三罷”行動，最後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