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港英政府鎮壓的升級，左派抗議發展為極端化的“武鬥”和“飛行集會”，發展為所謂“反英抗暴”鬥爭。港英政府在確知北京沒有收回香港的意圖後，肆無忌憚地全面鎮壓，查封左派報紙、關閉左派學校，大規模地逮捕左派人士，一時間香港陷入白色恐怖。而此時內地“文革”亂局，根本顧不了香港。香港新華社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香港左派既沒有國內政治力量支援，又喪失了香港民眾的支援，且備受港英政府的打壓，只能在孤立無援、自我封閉和風雨悽慘中度過了漫長的七十年代。
“六七抗議運動”給香港左派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使其力量和影響力降到了低谷。大批左派工人被解僱，生活陷入困頓。在“三罷”鬥爭中，港資和外資公司迅速佔領市場，導致大量內地中資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閉。在極“左”思潮指揮下，所有報紙走向“反英抗暴”前線，並且取消了副刊、武俠、“馬經”這些“封、資、修”的內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壓，導致銷量大跌。最終《商報》被收購、《晶報》等悽然停刊，《大公報》和《文匯報》雖苦苦支撐，但在香港市民中幾乎沒有影響力，更談不上統戰功能。左派電影公司及其經營的影院在極左文藝路線下也紛紛倒閉。當年周恩來擔心“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
然而，比起這種有形政治力量的損失，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是港英政府鎮壓“六七抗議運動”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態結構。近代以來，香港雖然割讓給英國，可香港人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尤其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那種生機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愛國主義高漲，並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愛國旗幟下參與、支援或同情香港左派發起的抗議運動。可是，當左派抗議運動極端化，發展到“三罷”鬥爭最後發展到“飛行集會”時，引發了香港市民對左派的不滿和恐懼。上層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尋求港英政府的庇護。港英政府意外地獲得了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援。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鎮壓左派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開始實施“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
“洗腦贏心”這個概念是由大英帝國在馬來亞的高階專員泰普爾將軍（General Templer）在鎮壓馬來亞反殖民運動中發明的。它專指大英帝國和殖民地政府運用新聞宣傳手段來進行“新聞管理”，透過新聞、報告、演講、研究等各種官方話語渠道將殖民地起義和暴動描繪為“恐怖主義”，從而塑造公共觀念，製造“恐怖主義的氧氣”，加劇公眾對這種反抗運動的心理恐懼，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鎮壓，起到穩定政治秩序的效果。這是大英帝國在“二戰”之後鎮壓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起義（一九四四—— 一九四七）、馬來亞政治危機（一九四八—— 一九六五）、肯亞矛矛黨人起義（一九五二—— 一九六》）和塞普勒斯奧愛卡（EOKA）運動（一九五五—— 一九五九）中發明的全新政治武器。大英帝國意識到，冷戰中重要的武器就是思想觀念，這是一場爭奪“思想領地”的戰爭。英國人成功地把鎮壓殖民地人民起義與美英反對共產主義的冷戰結合在一起，把反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聯絡在一起，透過把共產主義宣傳為恐怖主義，從而抹黑反殖民運動。相反，卻把帝國與英聯邦和殖民地的關係描繪成利益互惠關係，大英帝國由此被塑造為仁慈的統治者。隨著這種宣傳策略的轉化，大英帝國維持殖民地的理論基礎也從早期種族主義的文明傳播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論，發展為道義責任論，即帝國具有保護殖民地人民免受共產主義恐怖專制的道德責任。港英政府在鎮壓左派反英抗議運動中，成立了專門的宣傳委員會，並在英國成立了“香港心戰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專門負責輿論宣傳，透過政府檔案、媒體採訪、新聞報道，採用焦點放大等手法系統地將這場反抗運動描述為“暴亂”和“恐怖主義”。而港英政府鎮壓“暴亂”的主要物件也是左派報紙和學校，從而徹底剝奪左派的話語權，將“左派”、“中國”、“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島”和“共產主義恐怖政治”等等聯絡起來，描繪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圖景，製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腦贏心”工程徹底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了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大陸”、“社會主義”的極度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心理與內地逃往香港的國民黨達官顯貴、大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應，使得“恐共”、“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