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的地位，無疑是‘高人一等’。可是，如果以實際的政治力量而言，卻是微不足道的，他們中除了小部分可以再用來點綴‘殖民地式民主’、討論市政中最枝節的問題外，大體上都是殖民者的順民兼應聲蟲而已”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載《七十年代》一九七三年八月）。這樣的言論無疑帶有青年學生慣有的激進特徵，但他們的激進言論中點出了“殖民政治”的主題，也反映了支配政治在教育領域的激烈鬥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港英政府推動幾個著名的學院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之後，這個自稱延續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大學竟要以英文作為教學和學術語言，這種病態不僅折磨著中文大學，其實也折磨著整個香港教育。不願認同漢語學界而甘願在英語學界處於末流，正是香港在思想、文化，最終在經濟方面迅速被邊緣化的根源。
七十年代香港的學生運動無疑是香港華人的一次政治自覺。它直接回應了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後者的主體是左派工人和知識分子，並與內地有著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聯絡，而前者的主體是青年學子，他們與內地只有文化精神上的內在聯絡。今天活躍在香港政壇上的重要人物，無論親政府的曾鈺成，還是反政府的梁國雄，其實都像王朔所說的那樣，都是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毛主席的好學生”。然而，由於港英政府的殘酷鎮壓，由於“行政吸納政治”的巨大成功，香港人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如何看待七十年代的精神自覺，就變成了撕裂香港人內心世界的痛苦傷疤。在香港左派的話語中，這次運動被看做是“反英抗暴”鬥爭，是一次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偉大愛國運動，可在港英政府和被吸納精英階層支配的話語體系中，這次運動被定義為“政治動亂”，甚至是一種“政治恐怖”。
在金先生的論文中，用的就是“政治動亂”這個概念。一旦定義為“政治動亂”，其原因就很容易被歸結為社會經濟原因（比如“溝通的失敗”）或者外部政治因素的挑動，從而把殖民政治的主題遮蔽起來，這實際上是殖民地培養起來的香港主流精英階層的普遍心態。由此，要真正理解“行政吸納政治”這種政治模式，理解金先生這篇著名論文的意義，就無法逃脫一九六七年那場“政治動亂”的思考，更無法逃脫對二十世紀全球史或人類文明史的通盤考量。在香港迴歸十週年之際，在這場“政治動亂”爆發四十週年之際，我們有必要揭開這塊烙在中國人心靈上的傷疤嗎？我們有能力解讀愈結在傷疤中的思想密碼嗎？
二○○六年十一月於港島西環
（《中國政治與文化》，金耀基著，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Ian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無言的幽怨——香江邊上的思考之二
強世功/著 原載《讀書》2007年第10期
在中英關於香港迴歸交接儀式的談判中，英國人主張交接儀式放在中環露天廣場，其意圖在於讓所有參加交接儀式的人目送英國撤離的軍艦，以彰顯其“光榮撤退”。中方主張交接儀式放在新建的會展中心，據說中心的外形設計像北飛的大雁。為此，中方政府提供了香港四十年的水文資料，證明七月一日前後香港處於暴雨多發季節，交接儀式不宜露天舉行。果不其然，當主權交接在會展中心舉行之際，整個香港傾盆大雨，相信天道自然的中國人都認為這是蒼天有眼，用淚水刷洗整個民族的歷史恥辱，因為香港殖民地作為一種象徵，一直是中華民族心靈上的傷痛，也是中華民族近代史上難以解開的心結。
香港從割讓開始，就一直是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媒介。近代中國報業就從香港開始，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香港充當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基地。王韜、梁啟超、孫中山等近代歷史名人都曾與香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但同時香港也是中國通向西方世界的通道。抗戰以來，香港一直是國共兩黨爭取海外華人和國際援助、宣傳抗戰和建國理念的基地。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在香港設立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一九四七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正式辦事機構，在香港展開統戰工作，尤其在全國解放前夕秘密組織一大批逃往到香港的民主黨派領袖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輾轉北上，參與政治協商建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政治力量自然是工人，一九四八年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