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臉！”瓦西里·伊凡內奇回答。
他信守許諾，把兒子仍舊安排在他書房裡住下後便避不照面，並且告誡妻子切莫流露任何不必要的感情。“孩子媽，”他說，“葉夫根尼第一次回來時我們曾使得他討厭，這回咱們可要放知趣些了。”阿琳娜·弗拉西耶芙娜同意丈夫的意見，不過，這與她無多大關係，因為她只在飯桌上才見得著兒子，而且嚇得不敢開口說話。有時，她會叫上一聲：“葉夫根尼，親愛的！”但沒等兒子回頭看她，便撥弄著提包穗子悄聲說：“沒什麼，沒什麼，我只是念叨一句，”之後便用手支起臉對瓦西里·伊凡內奇說：“你最好問問葉夫根尼午餐要吃什麼：白菜湯呢，還是紅菜湯？”“你幹嗎自己不問？”“怕他討厭呀！”但過不多久，巴扎羅夫本人也不再固執己見，工作的狂熱勁兒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寂寞之感和心緒不寧，他的一舉一動無不顯出疲倦，甚至行走的時候也不是邁著那種堅實的、勇往直前的步子。他不再獨個兒出去散步，他尋覓與人共話的機會，他到客廳去喝茶，和瓦西里·伊凡內奇一起去花園遛達並且一起抽“悶煙”，甚至有一次還打聽起阿歷克賽神父的近況。瓦西里·伊凡內奇對他這種變化感到高興，但他的高興沒持續多久。“我們的葉夫根尼真叫人擔心，”他悄悄對著妻子抱怨。“如果是不滿意或者生氣，倒也罷了，但他那份苦惱，他那份憂傷實在可怕。他不作聲——罵我們一頓也好呀！人呢，一天比一天瘦，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主啊，主啊！”老婦人小聲說道，“我本來很想給他頸上掛個香囊兒避邪，但他哪能願意呢！”瓦西里·伊凡內奇幾次三番小著心兒想探問究竟，問他的工作，他的健康，問阿爾卡季……可是巴扎羅夫回答起來很不樂意，只隨便應付，有次他發覺父親在談話中又想暗中試探，不由惱道：“你幹嗎像是躡手躡腳般圍著我打轉兒？這方法比以前的更壞！”“哦，我沒事，只是說說罷了，”可憐的瓦西里·伊凡內奇趕忙回答。他把話題引到政治方面的意圖也毫無結果。有一回談到了即將實行的農奴解放和社會好轉跡象，他希望能引起兒子的關注，然而兒子只冷冷說道：“昨兒我在籬笆旁走過，聽見本地的幾個農家小子在哼著新歌：時候到了，我的心裡感到愛了……瞧，這就是你說的好轉跡象。”
有時巴扎羅夫到村裡去找個把農民聊天，他像平時那樣開幾句玩笑，然後話入正題：“喂，老弟，給我說說你對生活的看法，據說你們是俄羅斯的力量和未來所在，歷史的新紀元要從你們開始，由你們來發號施令制訂法律。”農民或是什麼也不回答，或是說些類似以下的話：“我們……也能……因為……比方說，也得問問教堂裡的副祭壇是啥樣的。”
“你倒給我解釋解釋，你們說的世界是怎麼回事？”巴扎羅夫打斷了對方的話，“是不是像故事所說建在三條魚背上的？”
“是這樣，少爺，土地是由三條魚的背脊托起的，”農民以講家譜的口吻用慈祥的單調聲音和氣地說。“但大家知道，管我們土地的是老爺，也就是說你們是生養我們的父輩。老爺越兇，農民越恭順聽話。”
聽過諸如此類的話，巴扎羅夫輕蔑地聳聳肩，掉頭走了，農民也去幹他自己的活兒。
“方才說什麼來著？”另一個農民，約中等年紀，帶張繃得緊緊的臉，打從他家門口老遠地問，巴扎羅夫說話時他也在場。“是說欠租的事嗎？”
“哪是說欠租呀，我的老弟！”第一個農民回答，此時已不是說家譜式的單調的調門，而是換成不值一提的輕蔑語氣。
“胡謅一通，舌頭髮癢唄！誰不知道他是大少爺，能懂個啥？”
“能懂啥！”另一個農民回答，於是揮揮帽，緊緊腰，兩人說起了他們自個兒的事。啊，輕蔑地聳聳肩、自認善於跟農民打交道的巴扎羅夫（他和帕維爾·彼得羅維奇爭論時曾一再誇口），信心十足的巴扎羅夫從未想到過他在農民眼裡只像那逗人笑的小丑……
晚上他終於有事可做了。有次瓦西里·伊凡內奇當他面給一個農民包紮受傷的腳，但老頭兒手抖，扎不好繃帶，改由兒子幫忙。自此之後他也介入行醫，同時嘲笑他父親提出的種種背時療法。對巴扎羅夫的嘲笑瓦西里·伊凡內奇毫不介意，甚至認為這是安慰。他用兩根指頭捏住油膩膩的睡衣釦縫，一面抽菸鬥，一面樂滋滋地聽巴扎羅夫指點評說，巴扎羅夫說話越是惡狠狠，幸福的父親越善意地笑，笑得露出兩排煙薰的黑牙。他甚至模仿兒子說的毫無意義的俗語，例如，他接連幾天不管必要沒必要都說上一句“那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芝麻綠豆小事！”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