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午喪師、乙未議和，皇帝已經對李鴻章忍耐了多年，現在忍無可忍了！他既然可以罷免禮部六名堂官，難道就不能罷免一個李鴻章嗎？
屈辱、悲憤凝聚於筆端，皇帝把剛才所寫的半句話勾去，重新寫下御批：“著李鴻章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
作出了這項決定，皇帝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覺得自己這才像個皇帝了。
另一份奏摺來自英國牧師林若翰。皇帝雖不曾見過此人，但對這個名字並不算陌生，曾經聽到過關於這位“鬼子大人”的傳聞，也曾經讀過他的專著《甲午戰紀；，印象之中留有相當的好感。皇帝痛恨列強對中國的巧取豪奪，卻並非仇視所有的洋人。英、法、德、俄、日東西各強國都曾給中國帶來災難和恥辱，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列強何以能夠強大？英國的“工業革命”、俄國的“大彼得變政”、日本的“明治維新”……這些成功的經驗都值得中國借鑑，正如林若翰在這份奏摺中所說：學問無論中西，以實用者為取。何況林若翰這個洋人又有特別之處，他既不是英國政府官員，又不是軍事將領，只是一位以宗教為職業的牧師，一位對中國有著濃厚興趣的學者，有道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若這位“洋和尚”念得好則聽，念得不好，不聽也就罷了。
林若翰的奏摺，是由康有為作了精心修改，然後才代為遞呈給皇帝的。儘管修改後的摺子已經削弱了林若翰的某些鋒芒，加進了康有為自己的主張，仍然涉及了大多的禁忌。光緒皇帝閱過之後，沒有批覆，僅僅“留中”，把其中有用的東西化為自己的主張，予以推行。他頒佈了一系列詔令：開辦學堂、報館、譯書局；京師設礦務鐵路總局、農工商總局，沿江沿海開辦商會、商務局，提倡實業，振興商務，獎勵新著作新發明；裁減綠營，實行徵兵，籌造兵輪，興建槍炮廠，以洋操、洋槍練兵，出洋採辦軍火，選派宗室王公和學生出國“遊學”，令駐外使臣博考各國律例……這已經是盡最大努力在各行各業全面推廣西法。
使他猶豫不能決斷的，是林若翰關於聘用洋人的建議。皇帝認為，工、礦、企業聘用洋人技師是完全可以的，正可以“師夷之長技”，但洋人不可入朝做官。雖然大清國也有“客卿”，像總稅務司赫德就是英國人，把持中國海關至今已經三十七年，今年正月英使竇納樂又以“英國在華貿易既已超過他國”，“英商納稅幾達外國所納全數十分之八”為由，迫使中國繼續聘用赫德為總稅務司，欲罷不能。赫德之例不可循，如果搞得朝廷樞臣華洋參半，後患無窮，國將不國。因此，他悄悄地採用了林若翰建議的切實可行之處，卻把其中的關鍵之筆抹掉了。至於在皇帝身旁可不可以設外國顧問，他打算看一看再說。現在，來華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天津，這位卸任的東洋政治家此行的目的，據說一為考察中國的維新變法，二為自己尋求再顯身手的機會，意欲改換門庭，投靠大清皇帝，建功立業。光緒皇帝不敢輕信，但準備見一見伊藤博文，聽聽他對維新變法的見解。還有那位執著上摺的英國傳教士林若翰，也不妨一見，或許他本人正是想謀求顧問之職？
林若翰奏摺原稿中關於“尊奉皇太后如英國女王，而由皇上組內閣、開議會”的建議被康有為刪除了。康有為認為：皇太后猜忌陰騖，為萬不可造就之物，即使用翰翁之策，也難保她安於虛位而不亂政。康有為把這一條改為設制度局、開懋勤殿以議制度，這實際上是西方議會在中國的一個變相嘗試。皇帝採納了這一建議，為此他特命軍機章京譚嗣同從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檔案中查詢有關開“懋勤殿”的先例，以作為說服皇太后的依據。如果能獲得皇太后首肯，便可以“特開專司，妙選通才，商鴻業而定巨典”，中國就有了一個類似議會的參政議政機構，皇太后獨擅專權的局面將大為改觀了。但是，這一意在從皇太后手中奪權的舉措，卻又必須經皇太后批准，其難度可想而知。現在，皇帝正忍耐著幾十里路的顛簸，懷著一顆惴惴不安的心，前往頤和園叩請懿旨，至於皇太后將會如何答覆，則難以預測了……
浩浩蕩蕩的儀仗向西疾行，頤和國越來越近了，巍巍萬壽山已經清晰地出現在眼前，顫顫悠悠的鑾駕之中，光緒皇帝的那顆心懸在半空，慌慌地跳個不止。每次前來頤和園請安都是如此，越是靠近他的那位“皇額娘”，就越覺得自己不像個皇帝，天子威儀消失殆盡……
頤和園裡的樂壽堂，南望昆明湖，北倚萬壽山，東臨德和大戲樓，西接彩畫長廊，這是皇太后居住的地方。時令將近中秋，殿堂樓閣，廊榭亭臺，金桂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