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知的要素就對數字越是陌生。“形式是某種運動的、生成的、流逝的東西；形態（formation）的學說即是轉型�ansformation）的學說；變形（metamorphosis）是整個自然的關鍵。”——歌德如是說。這一說法業已標識了他著名的“身臨其境的幻想”，即靜靜地讓幻想自身任由活生生的東西左右，與近代物理學真切的令人憋悶的程式之間的方法論差異。但是，不論那生成的過程怎樣，總能發現一個由如許之多陌生的要素所構成的殘餘物。在嚴密的自然科學中，這一殘餘物採取的形式就是那些被強加的、必能發揮作用的必然的理論和假設，亦即那僵死的數字和公式。而在歷史研究中，這殘餘物則呈現為一種編年學，呈現為日期和統計材料的數字結構，儘管數字之於生成的本質而言是陌生的，可它已經被如此頑固地編織進歷史形式的世界中，以至於人們從不覺得它是侵入的。因為它缺乏數學的意義。編年學的數字區分的是獨特地發生的諸種現實性，數學的數字區分的是不變的諸種可能性。一個突出的是意象，得出的是時代和事實的輪廓，為的是人們的理解。而另一個，力圖建立的是定律本身，這即是其研究的目標和目的。編年學的數字是創造性地取自科學之科學即數學的科學手段，並且它就這樣被運用，而絲毫不用考慮其特定的特性。例如，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下面兩種表示法的意義：12×8=96和1813年10月18日。在數字運用中出現的這種差異，就如同在散文和詩歌中詞語運用的差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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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也必須提一下。由於生成常常是既成的基礎，並由於生成的世界圖象表達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因此，歷史是原初的（original）世界形式，而自然——被充分闡述的機械世界——則是晚期的（late）世界形式，只有成熟文化的人們才能完全地使其現實化。事實上，包圍著原始人類那淳樸心靈的黑暗——甚至在今天，我們也只能透過原始人的宗教習俗和神話來認識這種心靈，這些習俗和神話整個地是充滿著純粹意願的有機世界，是敵意的神靈和可親的力量所構成的有機世界——徹徹底底地是一個活生生的、有影響力的整體，它不可理解、不可界定、不可計算。如果願意，我們可以稱這為“自然”（Nature），但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自然界”（nature），例如由某一認知理性所謀劃設計的一種嚴密意象。只有孩子和偉大的藝術家的心靈此時能聽到那久已被遺忘的原始人的世界的回聲，但是，那回聲依然存在，並且還不微弱，甚至也存在於僵硬的“自然界”一樣的媒介物中，成熟文化的城市精神正在個體的周圍無情地建造著這些媒介物。因此，科學的（“近代的”）世界觀與藝術的（“不切實際的”）世界觀之間的這種尖銳對抗，每個晚期時代的人們都會知道；那注重事實的人和詩人之間是不會也不可能相互理解的。故此，必定會出現一種歷史研究的傾向，這一傾向必然地會把孩童式的、夢幻般的、歌德式的要素包括在內，它冒著會變成一種單純的公共生活的物理學的巨大危險，把自己打扮得像一門科學，其實它是（用它自己樸素的語言來說）“唯物主義的”。
在確切的意義上說，“自然”是居有現實性的一種方式，這方式為極少數人所特有，且侷限於偉大文化的晚期階段的大都市人，侷限於男性，甚至可能侷限於參議員；而歷史則是一種淳樸的、充滿活力的、多少出自本能的居有現實性的方式，它為所有的人所共同分享。至少，一種是以數為基礎的、非神秘的、可解剖的和已被解剖的“自然”，如亞里士多德和康德、智者派和達爾文主義者、近代物理學和化學等的自然，一種則是荷馬和“埃達”、多立克式和哥特式的人所經歷和感受到的不受約束的“自然”。忽視這一區別，就是無視歷史研 究的整個本質。歷史才是真正自然的，而科學家的確切的、機械地校準的“自然”則是心靈的人為的世界概念。故而，一個悖論就是：近代人發現，“自然”研究很容易，而歷史研究很難。
趨於機械論的世界觀的傾向，在數學的劃界和邏輯的區分中，在定律和因果關係中，比比皆是，且早就出現了。在所有文化的創始世紀，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傾向，儘管還很微弱，而在宗教性的世界概念的全盛時期，這種傾向就會煙消雲散。在此我們可以想起的名字就是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但是很快，這些傾向就獲得了更嚴格的特徵：和那發自人的心靈卻又不得不抵禦人性侵襲的一切事物一樣，它們不乏傲慢和獨斷。空間的和可理解的東西（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