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質上是數，在結構上是量）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個體的整個外部世界的主導力量，既幫助形成感覺生活的簡單印象，自身又得這些簡單印象的幫助，由此去影響對因果關係和法定的關係作機械的綜合，以至於，在最後，大都市人——例如底比斯�ebes）、巴比倫、貝拿勒斯（Benares）、亞歷山大里亞，或西歐的某個大城市——的敏銳意識，不得不屈從於如此一致的自然定律觀念的壓力，甚至當科學和哲學的偏見（除此之外，它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斷定心靈的這種狀況恰恰就是心靈本身，而機械的世界圖象恰恰就是世界本身的時候，那都市人的意識也不會對這一斷言提出什麼挑戰。亞里士多德和康德這樣的邏輯學家，就把空間的和可理解的東西置於主導地位，而柏拉圖和歌德不僅拒絕這麼做，還對這種做法大加批駁。
四
認識世界的工作——對於高階文化的人來說，這是表達自身本質的一種必需，是一種職責——當然在什麼情況下都是一樣的，儘管其過程有科學或哲學之分，儘管其與藝術創造和直覺信念的親密關係，對某個人來說可能是已感受到的，而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是有疑問的。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世界圖象的形式在任何情況下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