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醒覺意識中發射出來的一種世界形式，在那一醒覺意識中，生成主導著既成。透過科學方法抽取任何結果的可能性，要取決於既成之物在所處理的題材中所佔的比例；依據此假設，在歷史的情形中，那些科學方法總存在一個缺陷，那就是：比例越高，所呈現的歷史就越是機械、越是合乎理性、越是符合因果。甚至歌德所理解的“活生生的自然”——它完全是非數學的世界圖象——也包含有許多死氣沉沉的僵死之物，使得他至少要科學地處理他眼前的東西。但是，當既成之物的這一內涵縮至非常小時，歷史便會變成幾近純粹的生成過程，沉思和內視就會成為一種只能在藝術的形式中發生的經驗。但丁在他的精神之眼的面前看作世界之命運的東西，他透過科學是不可能達致此境的，同樣，歌德也不可能透過科學的方法獲知他在創作《浮士德》的偉大時刻所看到的東西，普羅提諾和喬爾丹諾·布魯諾也不可能從科學研究中提取他們的內心視象。所有有關歷史之內在形式的爭論，其根源皆在此對比中。面對相同的物件或事實集合，每個觀察者都根據自己的傾向而對整體產生不同的印象，這一印象是捉摸不定的和不可言傳的，它構成了他判斷的基礎，賦予了他的判斷個人的色彩。既成之物被把握的程度，在各人那裡是不一樣的，這本身就足以說明，他們在任務和方法上從來就無法達成一致。每個人都指責別人缺乏“明晰的思維”，不過，這一短語所表達的東西，並非唾手可得的，也不意味著程度的優越性或優先性，而只是意味著種類的必然差異。這同樣適用於所有的自然科學。
不過，我們不要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想要科學地寫作歷史的願望，歸根結底會產生一個矛盾。只要真理和虛假的概念還具有有效性，真正的科學就必能達成：這既適用於數學，亦適用於歷史科學的艱苦的準備工作，如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篩選。但是，真正的歷史視象（在這一點上還僅僅是開始）屬於意義的領域，在那裡，關鍵的詞不是“正確”與“錯誤”，而是“深刻”與“膚淺”。真正的物理學家不是深刻的，而是敏銳的：只有當他離開作出假設的領域，回眸那終極的事物時，他才是深刻的，但到了這個階段，他就已經是一個玄學家了。自然可以被科學地處理，而歷史只能被詩意地處理。老列奧波德·馮·蘭克有一句名言，他說，司各特（Scott）的《昆廷·達沃德》（Quentin Durward）畢竟是一部真實的歷史小說。確實如此：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的好處，就在於它能使讀者成為他自己的司各特。
另一方面，在數字和真知的王國裡，存在著歌德所講的“活生生的自然”，這是純粹生成和自我構建的直接的視象，事實上，亦是上面所界定的歷史。歌德的世界首要的是一個有機體，一種生存，因此，很好理解：為什麼他的研究，甚至表面上看屬於物理學一類的研究，沒有以公式的方式把捉為數字、定律、因果關係等，或用它們來解析其物件，而是最高意義上的一種形態學；為什麼他的著作既沒有使用、也不必使用尤其西方的非古典的因果處理手段和測量實驗。他的地殼研究永遠不變地是地質學，而非礦物學，後者他稱之為死氣沉沉的科學。
再一次，我們要說，在上面兩種世界觀之間，根本不存在明確的邊界。不論生成和既成之間的對立有多麼之大，事實依然是，它們在每一種認識中是共存的。那隻注意事物的生成和實現一面的人，就是在體驗歷史，那把事物當作既成和已實現之物加以解剖的人，就是在認識自然。
在每個人那裡，在每種文化中，在每一文化階段，都能看到一種固有的傾向，一種固有的氣質和稟性，那就是喜歡把兩種形式中的一種看作是理解世界的一種理想形式。西方人在很高程度上於歷史的方面情有獨鍾，古典人則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總是著眼於過去與未來，來對我們面前的東西窮追不捨，而古典人只知道當下的存在和神話的環境。自帕勒斯特里納（Palestrina）到瓦格納，我們的音樂的每一個節拍，都在我們的面前呈現了一個生成的象徵，而希臘人則是在他們的每一件塑像中來表達純粹當下的象徵。身體的節奏乃是基於各部分的同時性關係，而賦格曲的節奏則是基於在時間中連續的元素的前後關係。
三
因此，鑑於所有世界圖象中都存在自然和歷史這兩種基本要素，必定也就有了兩種原則：形式的原則和定律的原則。一個特定的世界圖象越是確定地顯示了“自然”的特性，那覆蓋其上的就越多無條件的定律和數字；一個作為永恒生成的世界的圖象越多純粹的直觀，其多樣的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