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的世界體系的時候，當這後一世界體系把處於某一特定星體上的觀察者的位置看作是偶然的而非常規的位置的時候，它就已經在自然領域完成了那一行為。
使世界歷史擺脫偶然的角度，不斷地重新界定“現代時期”，類似的這種行為既是可能的，亦是必要的。確實，在我們看來，公元19世紀要比公元前19世紀豐富得多、重要得多；但是，同樣是在我們看來，月球也要比木星和土星大得多。物理學家很久以前就擺脫了因相對距離造成的先入之見，而歷史學家還沒有。我們總是把希臘人的文化視作是與我們自己的“現代”文化有關的“古代”文化。可是，反過來，相對於偉大的圖特摩斯——他生活的時代比荷馬還要早一千年——的朝廷中那已經趨於完成而只具有歷史意義的成熟的埃及人而言，希臘人不就是“現代人”麼？對我們而言，在西歐土地上發生於1500～1800年間的事件，構成了“世界”歷史最為重要的第三個階段；相反，對於中國的歷史學家來說，當他們往後看並用4000年的中國歷史來評判的時候，西方的那些世紀基本上是短暫的和不重要的插曲而已，比起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那些世紀來，其重要性簡直差之萬里，在他的“世界”歷史裡，漢朝的那些世紀才是劃時代的。
因此，使歷史擺脫觀察者的偏見的擎制，將是接下來的全部目標。在我們自己的情形中，這種偏見就體現在，我們把歷史看作不過是某個導向偶然的現在的區域性過去的記錄，至於那一現在的理想和興趣，則被看作是衡定成就和可能性的尺度。
二
自然和歷史，是人的可能性範圍裡相互對立的兩個極端，藉助於這兩者，人便能整理那諸多的現實性，使其向他呈現為一個世界圖象。自然，就其指定生成之物的位置為既成之物而言，它乃是一種現實性；歷史，就其參照既成之物的生成過程來整理既成之物而言，則是另一種現實性。一種現實性作為對心智的喚起物，乃是沉思的物件，另一種現實性作為感官的保證，則是批判地理解的物件，前者在柏拉圖、倫勃朗、歌德和貝多芬的世界裡有生動的說明，後者則在巴門尼德、笛卡兒、康德和牛頓的世界裡有所體現。在嚴格意義上說，認知乃是把已完成的東西稱作“自然”這樣一種經驗的活動。被認知物和“自然”其實是同一個東西。數學的數字符號已向我們說明，被認知物的集合與機械地界定的物的世界是一回事，物一勞永逸地遵循著定律，物受制於定律。自然便是由定律所統攝的必然性的總和。所存在的只有自然的定律而已。凡是明其職責所在的物理學家，沒有一個人願意超越這些界限。他的任務就是去建立一個有序的程式碼，不僅要把他在自然圖象——對於他本人而言，這圖象是固有的——中所能發現的一切定律包括在內，而且要進一步詳盡無遺地、不加保留地把那一圖象表達出來。
另一方面，沉思或內視（vision）——我想起了歌德的話：“應當小心地把內視和觀看區分開來”——則是這樣一種經驗的活動：它就是歷史本身，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正在完成的過程。那曾經存在的，即是已經發生的，而這就是歷史。
每一個發生都是獨特的、不可重複的。它帶有方向（“時間”）的標記，帶有不可逆性的標記。那已經發生的，從此以後，即是既成的，而不再是生成的；是僵死的，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是屬於不堪回首的過去的。我們的世界恐懼的情感就源出於此。相反，一切被認知的事物，都是無時間的�meless），既無所謂過去，亦無所謂未來，而只是單純的“在此”�ere），因而具有持久的有效性，其實，自然定律的構成本身所要求的，就是它應當如是。定律和定律所統轄的領域，都是反歷史的（anti…historical）。它們排除了偶然性和因果性。自然的定律是僵硬的、故而也是無機的必然性的形式。由此容易看出，為什麼數學作為用數對既成之物的一種整理，一直且唯一隻與定律和因果性有關。
生成沒有定數。我們只能對無生命的東西進行計算、度量和解析，而只要是活生生的東西�e living），就必定與現存的東西（livingness）是相分離的。純粹的生成，純粹的生命，在這個意義上說，皆是不可限制的。它超越於因果的領域之外，超越於定律和度量之外。一種深刻的和純粹的歷史研究，決不會尋求與因果定律相一致——或者說，如果它這樣做，那它就沒有理解自身的本質。
同時，歷史，若加以正面處理的話，並不是純粹的生成：它是一種意象，是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