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的行為中，他們天真地和下意識地顯露了自己的先入之見。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合法地說——在將來的某一天，還可以確然無誤地說——迄今為止，一種真正的浮士德式的歷史研究還根本沒有出現。這樣一種研究意味著，我們有足夠的超然去承認，任何的“現在”都只是因為有某個特殊的一代人為參照，才成其為現在的；世代的數目是無限的；因此，在看待現在本身的時候，必須像看待某個無限遙遠和陌生的東西一樣，必須把它看作這樣的一個時間段，在歷史的整個圖象中，其重要性既不比其他時段更大，也不比其他時段更小。這樣一種處理方式將不會運用任何個人理想的歪曲的模量（modulus），也不會設定任何源於個人的座標系，也不會受到任何個人的希望或恐懼或其他內心驅動力的影響，儘管那些東西在解釋實際生活的時候也許有效。還有，這樣一種超然的意志——用尼采的話說（據說他本人對這一提法極其不以為然）——能使人們從一個極其遙遠的距離去認識到人的全部事實，去看待各別的文化，包括自身的文化在內，如同一個人沿著遙遠的地平線掃視綿延的山峰一樣。
因此，又一次，有一個與哥白尼的行為相類似的行為有待於我們去完成，這就是以無限的名義擺脫顯見的現在的行為。很久以前，當西方心靈從托勒密的世界體系過渡到只對今天的它有效的世界體系的時候，當這後一世界體系把處於某一特定星體上的觀察者的位置看作是偶然的而非常規的位置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