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大戰在我看來既已迫在眉睫，亦是歷史危機不可避免的外部表現，因此，我努力想從考察前此各世紀——不是各年——的精神出發來理解這一歷史危機。在進行這一原本很小的任務的過程中，我不得不相信這樣一個事實，即要想有效地理解這個時代，那一基礎計劃所要考慮的範圍就必須大大地擴充套件；像我所做的這種研究，要想使其結果成為基本上結論性的和必要的，把自己限定在某一個時代及這個時代的政治現實中，或把自己束縛在某個獨斷的思想框架上，甚或根本不去利用純粹形而上學的和高度先驗的研究方法，那是不可能的。很明顯，一個政治問題是不能單從政治本身去得到理解的，並且在背後起作用的許多重要因素常常只能透過其藝術的表現來把握，甚或只能在科學的或純粹哲學的觀念的形式中遠遠地領會。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是介於兩件巨大而突出的事件之間的一段緊張而平靜的時期，這兩大事件，一個的表現是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它把西歐的現實圖象固定了一個世紀，另一個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且正在明顯地、越來越迅速地襲來——甚至對於這樣一個時期作政治的…社會的分析，如果不從其所有方面去考慮至關重大的存在（Being）問題，那這一分析在最後也將是不可能的。因為，如同在自然的世界圖象中一樣，在歷史的世界圖象中，沒有一件東西，不論其多麼細小，不是在基本趨勢的全部總和中來體現自身的。因此，我原先的論題就大大地擴充套件了。有大量未曾預想到的（且基本上是全新的）問題和相互的關係全都湧現出來了。最後，完全清楚了一點：除非或者說直到世界歷史本身——它乃是作為有固定結構的有機體的高階人類的故事的見證——的秘密被澄清之前，任何單個的歷史片斷是不可能被徹底弄清的。迄今為止，這一工作還未開始，哪怕是開始一點點。
從此以後，各種關係和聯絡——它們以前常常被揣測到，有時還會被接觸到，但從未被理解——將在這一越來越增厚的大部頭中一一呈現。藝術的形式跟戰爭和國家政策的形式聯絡起來了。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數學方面，宗教概念與技術概念之間，數學、音樂和雕塑之間，經濟學與認知形式之間，都將顯示出深刻的關係。顯然地和明確無誤地，最新式的物理學理論和化學理論對我們日耳曼先輩們的神話學概念的依存關係，悲劇、動力技術及最新式的財政政策之間的風格一致性，還有這樣一個事實（乍一看顯得有點奇怪，但隨即就不辯自明），即某一情形下的油畫透視法、印刷術、信用體系、遠端武器、對位音樂，與另一情形下的裸體雕塑、城邦、貨幣流通（這是希臘人發明的），居然是同一精神原則的同一表現——所有這一切都將在這本書中出現。尤其重要的是，這本書還將突出這樣一個事實：這些偉大的形態學關係群在世界歷史的整個圖象中各自都象徵性地代表了一種特定的人類，它們在結構上是嚴格對稱的。正是這一透視法，才第一次向我們開啟了歷史的真正風格。作為象徵和表現，它本身只屬於一個時代，因而只對現代西方人來說是內在地可能的和必要的，可遠遠地與之相比的乃是群論領域中某些最現代的數學觀念。多少年來，我就抱有這麼一些想法，雖則模糊和不明確，直到有了這種方法，才能以一種明確的形式將其呈現出來。
從此以後，我看待當代——那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戰——有了完全不同的眼光。它不再是民族感情、個人影響或經濟傾向所引發的一系列暫時的偶然事實——由歷史學家的政治的或社會的因果框架賦予其統一的和必然性的外表——而是在某一偉大的歷史有機體的確定範圍內、在幾百年前就已註定的轉折點上發生的一種歷史的階段變化的型別。巨大危機的標誌是它的無數熱切的發問和探詢。在我們自己的情形中，我們有成千上萬的書籍和想法；但它們是分散的、互不聯絡的、受到專業眼界限制的，它們鼓動，它們消沉，它們困惑，但又不得自由。因此，儘管這些問題被看到了，可它們的同一性卻被錯失了。我們可以想一想在形式與內容、線條與空間、素描與色彩之間的爭端中，在風格的概念中，在有關印象主義和瓦格納的音樂的觀念中所顯露出來的那些藝術問題（儘管從未被深刻地理解過）。我們可以想一想藝術的衰落和科學權威的破產；想一想大都市戰勝鄉村所產生的嚴重問題，諸如絕嗣和無人區等；想一想一個流動的第四等級在社會中的地位；想一想唯物主義、社會主義、議會政府的危機；想一想個人相對於國家的位置；想一想私有財產問題及其附屬的婚姻問題。同時我們還可以想一想一個從另一完全不同的領域出現的事實，即民族心理學領域中論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