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藝術、宗教和思想的起源的大部頭著作——它們的研究不再是從某一理想的觀點出發，而是從一個嚴格的形態學角度出發。我深信，這每一個問題實際上和其他問題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那就是為了解答那一在人們的意識中還未十分明晰地浮現出來的歷史之謎。擺在人們面前的任務，並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無窮無盡——任務只有一個，且是同一個。每個人都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沒有一個人能從他自己的狹隘的角度看到那單一的、綜合的解答。不過，自尼采開始，就已形成這樣一個氛圍，尼采自己就緊緊抓住了所有決定性的問題，雖則由於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故未敢面對嚴格的現實。
但是，這裡恰恰是盤點學說（stock…taking doctrine）——姑且這麼稱呼它——的內在必然性所在。這一學說必將出現，它只能在這個時候出現。我們的懷疑主義不是對我們的思想和著作儲備的攻擊，而恰恰是對它的證實。它要進一步證實過去各代的全部努力和成就，因為它把它在各個特殊領域所發現的所有真正活生生的傾向——不論它們的目標是什麼——都整合在一起。
首要的是，這一哲學在那裡發現了歷史和自然的對立，唯有透過這一對立，才有可能把握歷史的本質。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人作為世界的一個因素和代表，不僅是自然的一員，同時也是歷史的一員——歷史是結構和性質都不一樣的第二宇宙，形而上學為了第一宇宙而整個地忽視了這第二宇宙。我最初想到去反思我們的世界意識中的這一根本的問題，是由於注意到，當今的歷史學家們在圍繞實在的事件即已成的事物笨拙地摸索時，卻自以為已經把握了歷史，把握了事變，把握了生成本身。這是一種偏見，為一切從理性和認知出發而不從直觀的知覺出發的人所共有。而且它還是很久以前偉大的愛利亞學派（Eleatics）產生困惑的根源，依據他們的學說，透過認知可知，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生成，而只有存在（或已成）。換句話說，歷史應被看作是自然（物理學家的客觀意義上的自然），並要據此來對待它；並且，我們必須把這樣一個有害的錯誤做法歸於這一觀點，這錯誤做法就是把因果原則、定律原則和體系原則——亦即僵死的存在的結構——運用於事變的圖象中。人們以為人類文化的存在就像電或重力的存在一樣，以為可以用和分析後者同樣的方法來分析人類文化。科學研究者的習慣被人們熱情地視作典範，儘管不時地有學者問到什麼是哥特式、伊斯蘭或城邦，但從來沒有人追問過為什麼這類活生生的事物的象徵恰恰會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以那種形式、在那段時間裡不變地出現。歷史學家只要一遇到廣為分散的歷史現象之間那數不勝數的相似性中的某一種，就總是滿足於簡單的羅列，然後對那重合的奇蹟俏皮地說上幾句，例如把羅得島叫作“古代的威尼斯”，把拿破崙叫作“近代的亞歷山大”，等等；殊不知正是在這些地方，命運問題作為真正的歷史問題（亦即時間問題）走到了前臺，需要我們儘可能嚴肅地從受科學調控的觀相學（physiognomic）方面加以對待，為的是發現那奇妙地組合在一起的必然性——與因果關係全然不同——是如何運作的。每個現象事實上（ipso facto）都隱含著一個形而上之謎；那些現象出現的時間絕不是不相干的；一直以來有待我們去發現的是，在世界圖象中存在著何種活生生的相互依存關係（與無機的、自然律的相互依存關係全然不同），從整體的人而不僅僅是（如康德所認為的）從人的認知部分輻射出來的是什麼；一種現象，不論是宗教或藝術的最高創造，抑或僅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不僅是一個需要理解的事實，而且是精神的一種表現，不僅是一個物件，而且也是一個象徵——所有這一切，從哲學上看，全都是新的東西。
由此，我最後終於清晰地看到了那解答就擺在我的眼前，那解答是概觀性的，具有豐盈的內在必然性，且是從一個原則引申出來的——這原則儘管可以發現，卻從未被發現，它從我年輕時起就糾纏著我、吸引著我、折磨著我，使我覺得它就在那裡，必須加以解決，但又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從一個幾乎可以說很偶然的機會開始，我寫出了現在的這本書，試圖對一種新的世界圖象給出一個臨時的表達。正如我所知道的，這本書有著初次嘗試的一切缺點，不完整，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當然也在所難免。不過，我確信，書中對一個觀念給予了不容爭辯的闡述，這一觀念一旦清楚地說出來了，就會（再重複一次）無可爭議地被接受。
因此，儘管本書比較狹義的論題是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