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中的社會主義正在極力反對擴張，終有一天，它也會以其全部的命運熱情，變成一個頭等的擴張主義者。在這裡，政治的形式語言作為某一型別的人類的心智的直接表現，已觸及到一個深奧的形而上問題——觸及到一個事實，一個依據因果原則的無條件的有效性而確證的事實，那就是：心靈即是它的外擴的補足物。
在公元前480至前230年間，中國的各諸侯國正在走向帝國主義，在這時，對帝國主義原則（連橫）的反抗整個地是無效的，這一原則尤其為“羅馬式”的國家“秦”所踐行，其理論上的代表是哲學家張儀（Dschang Yi）；而反對它的一方主要來自王詡（Wang Hü）的多國聯盟的觀念（合縱），王詡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懷疑論者，他對這種“晚”期的人和政治可能性不存在任何幻想。這兩方都反對老子（Lao…tse）的反政治的唯心主義，但在它們兩者之間，順應擴張性的文明的自然趨勢的是連橫而非合縱。
羅得斯可以說是西方式的愷撒的第一個先驅者，他的時代雖尚遙遠，但定會到來。他正處在拿破崙與未來世紀的強人之間，一如弗拉米尼烏斯——自公元前232年起，他就強使羅馬人去征討阿爾卑斯山北部的高盧，從而開拓了殖民擴張的政策——處在亞歷山大與愷撒之間一樣。嚴格地說，弗拉米尼烏斯是一個非官方的角色——因為他的實際權力不是來自任何法定的職位——他對國家發生支配性的影響是在國家觀念正屈從於經濟因素的壓力的時候。就羅馬而言，他是反對愷撒主義的原型；由於他，國家公僕的觀念走向了終結，代之而起的是忽視傳統、只計較實力的“權力意志”觀念。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是浪漫主義者；他們雖則正處於文明的前夜，呼吸著它的凜冽而清新的空氣，可是亞歷山大自比是阿喀琉斯（Achilles），而拿破崙則閱讀《少年維特的煩惱》。愷撒相反，他是一個純粹的注重現實的人，天生具有極強的理智力。
但是，甚至對於羅得斯來說，政治上的成功也只意味著領土和財政的成功，僅此而已。對於自己身上的這種羅馬味道，他完全知曉。但是，西方文明還沒有獲得如此有力和純粹的形態。因此，他只有面對地圖時，才會陷入這種詩意的遐思。這位牧師的兒子，去南非時尚一無所有，如今已發大財，並把發得的財用來推動政治目的。他那從好望角到開羅的橫貫非洲的鐵路的構想，他的南非帝國的設計，他運用心機迫使硬心腸的礦業巨頭把財富用來為他的計劃服務，他把首都布拉瓦約（Bulawayo）堂皇地設計成大權在握但與國家沒有任何明確關係的政治家的未來府邸，他的戰爭，他的外交手腕，他的道路系統，他的辛迪加，他的軍隊，他的有關有頭腦的人“對文明的巨大責任”的觀念——所有這一切，廣闊而富有吸引力，都是未來的序幕，這個未來對於我們尚待時日，但西歐人類的歷史肯定將以它而告終結。
如果有人不瞭解，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瞭解我們的選擇只能是或者願意如此，或者一無所願，只能是或者屈從於此一命運，或者對未來和生活本身徹底絕望；如果有人感覺不到，在強有力的才智的實現中，在鐵石心腸者的熱忱和紀律中，在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進行的戰鬥中，也自有恢弘瑰麗的景象存在；如果有人只是沉迷於地方的唯心主義，只想過過去時代的生活——這些人就必須放棄理解歷史、在歷史中生活乃至創造歷史的一切願望。
由此觀之，羅馬至上權就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了，而是一種嚴格的、精力飽滿的、世界都市市民的、一味地講求實際的精神的正常產物，是歷史上經常出現而只有在這裡才被指認出來的一種終極的、不可逆轉的狀態的典型。
因此，我們應當認識到：
歷史形式的秘密並不浮在表面，它不能借助服裝和佈景的相似性來把握，人類的歷史和動植物的歷史一樣，所出現的有些現象表現出的只是虛假的相似性，並無任何內在的聯絡——例如查理曼和哈倫·拉西德（Haroun…al…Raschid）、亞歷山大和愷撒、日耳曼人對羅馬的戰爭和蒙古人對西歐的屠殺——另外一些現象連極端外表的相似性都沒有，而只有同一的含意——例如圖拉真�ajan）和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Ⅱ）、波旁家族和阿提卡平民、穆罕默德（Mohammed）和畢達哥拉斯。
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世界歷史上升直線的至高點，其實它只是文化生命的一個階段，在每一成熟到極致的文化中都能看到這一階段。這個生命階段的特徵不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