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還出現了一種新的事實哲學（fact…philosophy），它對形而上學的沉思只能投以會心的一笑；以及一種新的文學，它對於世界都市市民的口味與神經乃是一種生活之必需；可是，對於地方的鄉民來說，這兩者都是不可理喻的和醜陋的。無論是亞歷山大里亞體的詩歌，還是外光派（plein…air）的繪畫，對“人民”來說都不算什麼。此外，那時候跟現在一樣，過渡階段是以一系列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會遇到的醜聞為特徵的。例如，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戲劇和阿波羅多魯斯（Apollodorus）的“革命性”繪畫在雅典人當中激起的憤怒，在反對瓦格納、馬奈（Manet）、易卜生和尼采時又重複發生了。
不提及希臘人的經濟關係，是有可能瞭解希臘人的；但在另一方面，羅馬人就只能透過這種關係去理解。喀羅尼亞（Chaeronea）戰役和萊比錫（Leipzig）戰役，皆是為了一種觀念而進行的最後決戰。在第一次布匿戰爭時，在1870年普法戰爭時，經濟的動機已再也不能被忽視了。直到羅馬人挾其講求實際的熱情來到之時，蓄奴才具有了巨大的集體特徵，許多研究者都把這看作是古典經濟、立法和生活方式的標記，實際上，它大大地削弱了那種拉幫結夥的勞動中一直存在的自由勞動的價值和內在意義。利用蒸汽機來發展大工業，從而改變了土地面貌的，不是拉丁人，而是西方的日耳曼人和美洲人。這些現象跟斯多葛主義及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毋庸置疑的。直到羅馬的愷撒主義——由C。弗拉米尼烏斯（C。Flaminius）所預示，由馬略第一次形成，由一些堅強的、注重實際的要人所操持——出現時，古典世界才懂得了金錢的重要。沒有這一事實，愷撒也好，或者一般地說，“羅馬”也好，就都是不可理解的。在每個希臘人身上，都有一種唐·吉訶德的因素；在每個羅馬人身上，都有一種桑丘·潘薩的因素，這些因素皆是主導的因素。
十三
就其本身來看，羅馬的世界統治乃是一種負面的現象，它不是某一方精力過剩的結果——自扎馬（Zama）戰役後，羅馬人就不曾有過精力過剩了——而是對方缺乏抵抗力的結果。羅馬人並沒有征服世界，這是肯定的；他們只是擄掠了任何人都可以掠取的戰利品。羅馬至上權（Imperium Romanum）的出現，不是如布匿戰爭所體現的軍事與財政極度努力的結果，而是由於古老的東方放棄了一切對外的自決權之故。我們不要被輝煌的軍事勝利的表象欺騙了。率領不多幾個訓練不佳、指揮不善、士氣不高的軍團，盧古魯斯（Lucullus）和龐培（Pompey）竟然征服了整個疆域，這在伊普蘇斯（Ipsus）之戰時是根本不可想象之事。密特拉達狄危機（Mithradatic danger）對於一支從未受過真正考驗的軍隊來說是足夠嚴重的，可對於漢尼拔（Hannibal）的征服者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扎馬戰役之後，就再也沒有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與羅馬人作過戰，或有與它作戰的能力。羅馬人的經典的戰爭是對閃米特人、皮洛士（Pyrrhus）、迦太基人的戰爭。他們的輝煌時刻是坎尼（Cannae）戰役。保持英雄的姿態達數世紀之久，這是任何民族皆力所不及的。普魯士…德意志民族有過三次偉大時刻（1813年，1870年和1914年），這已是別的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因此，我在此要斷言說，應當把帝國主義看作正在消逝的文化的典型象徵；它的化石，如埃及帝國、羅馬帝國、中華帝國、印度帝國是可以千百年地繼續存在下去的——作為一些僵死的物體，一些無定形的和無精神的人群，一種偉大歷史的殘剩碎片而存在下去。帝國主義是不折不扣的文明。西方的命運正在不可逆轉地陷入這種現象的形式中。文化人的熱情是指向於內的，文明人的精力是發揮於外的。所以，我把塞西爾·羅得斯看作是新時代的第一人。他代表著那種影響深遠的、西方式的、條頓式的政治風格，尤其代表了德國未來的政治風格，他的名言“擴張即是一切”乃是每一完全成熟了的文明——羅馬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國文明——的固有傾向的一次拿破崙式的重申。這不是選擇的問題——不是個人的有意識的意願，甚至不是整個階級或民族的意願所能決定的。擴張的傾向是命中的劫數，是某種有魔力的和強大的東西，它緊抓著、強迫著、耗盡著世界都市階段的晚期人類，不管你願不願意，覺不覺得，都是如此。生命就是影響可能性的過程，對於有頭腦的人而言，只有外擴的可能性。今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