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的智慧感到惶惑，它的有關所有兩性和社會問題的新式自然主義的觀點可以從盧梭（Rousseau）和蘇格拉底遠溯至十分原始的本能與原始的狀態，還有在工資糾紛和足球場的形式中重現的“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所有這一切都明確地標誌著文化的終結，標誌著人類生存的全新一頁的開始——這一頁是反地方的、晚期的、沒有未來的，但卻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們真的想去理解現時的重大危機，那麼這就是必須關注的事實，不是用黨派、觀念論者、時髦的小說家的眼光去關注，不是從這樣或那樣的“角度”去關注，而是在一種遠大的、不受時間限制且囊括了千百年來全部歷史的世界形式的視野去關注。
在我看來，一個頭等重要的象徵就是這樣一些事實：在克拉蘇（Crassus）——三雄之一，手握重權的投機者——時代的羅馬，羅馬民族有著值得驕傲的記憶，在它面前，高盧人、希臘人、安息人、敘利亞人全嚇得發抖，可那時的羅馬人卻過著一種驚人地窮困的生活，住在黑暗的近郊的多層木樓中，冷漠甚至是懷著遊戲的心情接受軍事擴張帶來的後果——許多有名望的、古老而高貴的家族，他們的祖先曾擊敗過凱爾特人（Celts）和閃米特人（Samnites），可現在，由於沒有加入這一狂野的投機浪潮，以致喪失了祖傳的房產，淪落為破爛的公寓式住宅的房客；在阿庇亞路的兩側，聳立著財政巨頭們雄偉的、永遠令人驚羨的墳墓，而另一方面，有的人的屍首卻隨同動物的骸骨和市內的垃圾一起被拋入一個陰森可怖的公共墓地中——直到奧古斯都時代，為了防止瘟疫才把那墓地填了起來，使其變成了梅塞納斯（Maecenas）的著名遊苑的圓址；還有在人口稀少的雅典，人們是靠遊客和有錢的外國人施捨過活的，成群結隊的從羅馬來的暴發戶遊客，看見伯里克利時期的作品，就如同美國的周遊列國的旅行家在西斯廷教堂看到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作品一樣，瞠目結舌，全然不知所以然，因為在這以前的每一件能被搬走的藝術品都被搬走了，或是用高價被買走了，取而代之的只有羅馬建築，那龐然大物傲然地屹立於舊時代低矮簡陋的房屋旁邊。對於這種種事實，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是要去稱讚或指責，而是要從形態學的角度加以思考——這裡蘊含有一個觀念，但凡學會了看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直接地看出來。
因而很清楚，從此以後，世界觀、政治、藝術、科學、情感等方面的一切重大沖突都將受到這一對立的影響。與昨天的文化中的政治相比，今天的文明中的政治的標誌是什麼？對於古典修辭學和西方新聞業——兩者都為代表著文明的力量的那種抽象服務——來說，這標誌就是金錢。金錢的精神已經悄然地滲入了民族生存的歷史形式，但通常，它並不摧毀甚至一點也不打擾這些形式——例如，羅馬的國家形式，它在老西庇阿�e elder Scipio）至奧古斯都期間的變動並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麼大。儘管存在著這些形式，但各大政黨已只不過是名義上的決策中心。事實上，決策的地方另有所在。少數可能並不十分出名的最高首腦人物決定了一切，而在他們下面，是一大群二流的政客——演說家、護民官、代議士、新聞記者之流——這些人是透過地方的分割槽選舉選出來的，為的是保持那所謂民意自決的幻象。藝術方面呢？哲學方面呢？柏拉圖時代或康德時代的理想對於高階人類來說還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是，希臘化時代或我們自身所處時代的理想只對世界都市民眾的頭腦有效。對於鄉下人，或者一般地，對於自然人的世界感來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就像它的近親達爾文主義一樣（其“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的公式是多麼徹底的非歌德精神啊！），像它的另一近親易卜生、斯特林堡和蕭伯納（Shaw）的婦女與婚姻問題一樣，亦像波德萊爾（Baudelaire）的詩歌和瓦格納（Wagner）的音樂中所表現的具有印象主義傾向的混亂感覺和整個近代式的貪婪、誘惑及痛苦一樣——根本上就是非生存的。城鎮越小，從事繪畫或音樂這類活動的意義就越小。體操、比賽、競技是屬於文化的，而體育運動是屬於文明的。這便是希臘的體操學校（palaestra）與羅馬的競技場（circus）之間真正的區別。藝術本身也變成了一種運動（因此有“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它表演給才智卓越的鑑賞家和購票人欣賞，而不論那技藝是熟練地彈奏荒謬的器樂合奏，進行和諧的擊劍，或是某些有聲有色的絕技�ur de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