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的形態學”與“觀相的形態學”、“歷史的托勒密體系”與“歷史的哥白尼體系”。而這三組範疇分別是對他的文化形態學的物件、方法和性質的說明。
“作為自然的世界”（或自然）與“作為歷史的世界”（或歷史）是人們用來描述世界的兩個對立的範疇，前者把世界看作是已經生成的，是可用因果關係和科學定律加以把握的，而後者則把世界看作是正在生成的，是隻能憑直覺去觀察和體驗的，故而，前者是“科學的經驗”，所遵循的是一種“空間的邏輯”和因果的必然性，後者是“生命的經驗”，所遵循的是一種“時間的邏輯”和命運的必然性。
這樣的區分本無多少新意，不過是康德之後的德國哲學的胎記式標識，但對於斯賓格勒而言，之所以重述這一區分，乃是為了強調其整個哲學的研究物件。在他看來，過往的哲學只是研究自然的世界，或者說只是把世界當作“自然”加以認識，其結果，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被安排在一系列前定的和必然的因果鎖鏈中，“活生生的自然”變成了機械的、靜止的、抽象理性的和死亡的世界，而全然忽視了世界本然地就有“歷史”或生成的一面，世界本是存在之川流的湧動。運動才是世界的本質，依照運動來把握世界，把世界中的一切視作是存在之川流的一種精神表現，這才是哲學的使命所在。
在斯賓格勒那裡，歷史之世界乃是一個生成的世界，其中的一切事物都處在生長、構造和變化的過程中；歷史之世界是一個有機體的世界，其中的一切存在或生成絕不是那些機械的、理性的原則所決定的，而是由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性格乃至自己的生命與死亡所組成、所展現的；歷史之世界還是命運的世界，其中沒有什麼東西是永生不死的，而是不可避免地都要經歷從出生到成熟和死亡的過程，沒有什麼可以逃脫必死的命運，一切都要在時間的長河中奔流不息。
把世界看作是歷史之世界，其實也就是把世界看作是生命的流變過程，植物有其生命，動物亦有其生命，人更加如此，所不同者，人的存在不僅有無意識的植物性的方面，而且還有具有醒覺意識的動物性的方面，也就是，人不僅存在著，還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人不僅有生命綿延的慾望，而且有表現自我、實現自我的意志。正是基於此，斯賓格勒認為，文化乃是人的存在的固有的方面，是生命程序或歷史的基本現象；歷史的世界即是屬人的生命現象的總和，歷史是為每一個人而存在的，而每一個人亦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歷史的任一現象，或者說歷史的文化象徵，皆暗示著生命的形而上奧秘，因而，透過這些現象和象徵去揭示歷史之世界的本質，便是哲學的任務。“一種現象，不論它是宗教或藝術的最高創造，亦或僅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都不僅是一個可供理解的事實，而且是精神的一種表現，不僅是一個物件，而且也是一個象徵——所有這一切，從哲學上看，全都是新的東西。”
把世界看作既成的、自然的，所獲得的世界圖象便是無機的、因果地聯絡的，亦即是“系統的”；把世界看作是正在生成的、歷史的，所獲得的世界圖象便是有機的、象徵地表現的，亦即是“觀相的”。“系統的形態學”和“觀相的形態學”是斯賓格勒用來描述其歷史哲學的方法論的一組範疇。“形態學”本是生物學的一個概念，意指那種透過分析與比較生物現象的形式、結構和生長過程等等，來確定它們的種類屬性和生長特徵的方法。這一方法後來也用於地質學、地理學和語言學等等領域。形態學方法不同於傳統科學的方法，它不是從某一先定的概念或普遍本質去推演具體現象，而是透過對各種現象進行比較和分析，來揭示這些現象各自體現的歷史特性。斯賓格勒把形態學方法運用於歷史現象的研究，由此而把他的歷史哲學稱之為“世界歷史的形態學”。他認為，儘管傳統觀念習慣於從原則或本質出發的方法，但它們得到的，卻仍是自然的現象和形式，故而亦可稱其是“形態學”——系統的形態學。兩種形態學描畫了兩種不同的世界圖象，是兩種不同的觀點和方法，而他的歷史的形態學，才是未來哲學的基本方法，並且由於這一方法是從歷史或文化的現象出發，以內心的慧眼去透視生命湧流的本質，故而又可稱為“觀相的形態學”。斯賓格勒說：
“所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最後的分析中，都可描述為一種‘形態學’。機械的和廣延的事物的形態學，或者說，發現和整理自然定律與因果關係的科學，可稱之為系統的形態學。有機的事物的形態學，或者說歷史與生命以及所有負載著方向和命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