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乃至20世紀，他的偉大的精神仍不時給人以啟示，但已很難化為一種現實的力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思想轉向了另一種偉大的精神，這個精神以一個偉大的先知的名字而響徹20世紀，那就是尼采。斯賓格勒稱尼采給了他“質疑的能力”，可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質疑能力，斯賓格勒未予說明。我們認為，在斯賓格勒那裡，這能力可歸結為尼采的那個著名的短語，就是“重估一切價值”。應當說，斯賓格勒對文明的批判、對民主政治的反思、對道德現象的思考，都深深浸染著尼采的懷疑精神，以致他甚至稱自己的哲學是“文明”時期的一種真正的“懷疑主義”。而最為根本的，應當說是他的“文化沒落論”中所顯示出的尼采的靈光，至少我們可以說，若是沒有尼采的“錘子哲學”對文明之堅硬軀殼的怒砸，斯賓格勒的“沒落”論調還能那樣擲地有聲嗎？！若是沒有尼采的“強力意志”的迸發，斯賓格勒身上的“浮士德精神”還能如此奔湧不息嗎？！不妨順便作一個“類比”：斯賓格勒提到過尼采的許多作品，尤其是後期的作品，但有一部作品他居然沒有提及，雖然他從這部作品中借用了一個重要的概念——“阿波羅式的”心靈或精神。那就是尼采的成名作《悲劇的誕生》（1872年）若以斯賓格勒的慧眼視之，那其實就是一部“古典文化的沒落”——他的“遺漏”是有意的嗎？
其實，斯賓格勒從尼采那裡獲得的遠遠不只是“質疑的能力”，如果我們可以在生命哲學的意義上稱尼采的哲學是一種強力意志的哲學，那麼，斯賓格勒則對這一哲學作了一種弱化甚至於庸俗化的運用。這最典型地體現在他對“權力意志”概念的擴充套件和對“永恆輪迴”概念的改造中。尼采的“權力意志”是一種純粹的生命湧流，一種純粹的力，一種既創造又毀滅的永恆衝動，而斯賓格勒則將其理解為一種生命綿延的意志，一種自我表現的意志；在尼采那裡，生命本然地就是創造與毀滅、死亡與重生的悲劇，而在斯賓格勒那裡，悲劇只是生命實現自身過程中的一種表象。又如“永恆輪迴”的概念，在尼采那裡，它是一個深淵般的思想，它指向的是未來的超人的哲學，而在斯賓格勒這裡，“永恆輪迴”被從生命意志中抽離出來，成了單純的有機體的生命迴圈的一種形式，成了演述其歷史迴圈論的一個空洞的框架。
我們更需注意到的一點是，在《西方的沒落》中，斯賓格勒對尼采亦有許多批評。在他看來，尼采的思想乃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因而其在許多問題上還停留在“19世紀”。我們只需看幾段斯賓格勒的文字：
“想想尼采的歷史眼界吧。他的有關墮落、尚武精神、一切價值重估、權力意志的概念就深深紮根於西方文明的本質中，且對於分析那一文明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但是，我們可曾發現，他的創見的基礎是什麼？是羅馬人和希臘人，是文藝復興和當代歐洲，是對於印度哲學的走馬觀花和一知半解——一句話，是奠基於‘古代、中古、近代’的歷史。嚴格來說，他從來不曾越出那框架雷池半步，他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也是如此。”
“為所有的道德建立一種嚴格的形態學，乃是未來的一個任務。在這裡，尼采又一次是向新的立場邁出本質的一步的第一人。但是，他沒能考察他自己的條件，即思想家自己將置身於‘善與惡之外’。他既想做一個懷疑論者，又想做一個先知，既想做一個道德批評家，又想做一個道德的傳福音者。那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只要他還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就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心理學家。在尼采這裡也是一樣，就算把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全加在一起，他最遠也只是走到了門口——並且還是站在門外。”
“有多少種文化，就有多少種道德。尼采是第一個提及這一觀點的人；但是他沒有再進一步去提出一個‘超越善’（所有的善）‘與惡’（所有的惡）的道德的真正客觀的形態學。他依據他自己的尺度評價了古典的道德、印度人的道德、基督教的道德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道德，而沒有把它們的風格理解為一種象徵。”
其實，站在19世紀的不是尼采，而是斯賓格勒本人。尼采恰恰是站在20世紀門口的人，他的精神影響了整個20世紀，而斯賓格勒雖則給20世紀提供了一個末世學的歷史圖象，可他的精神卻是19世紀的，他的沒落論乃是一個19世紀的懷舊的亡魂對20世紀發出的咒語。
三、文化形態學的物件、方法和性質
斯賓格勒的哲學是一種文化歷史哲學，一種文化形態學，這一哲學主要奠基於三組對立的範疇：“作為自然的世界”與“作為歷史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