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神學歷史框架中就有所體現，但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神學的歷史是一種基於二元論世界觀的救贖的歷史，而近代人的三分框架全然是一個直線發展的概念，前者是對神聖的世界秩序的秘密的一種神秘窺視，後者不過是出於神秘數字“三”的形而上誘惑而對它作的一種無意義的濫用，如同前者是那個時代的人的世界感的一種體現一樣，近代人的框架也不過是西方精神的一種復現。並且，持有這一三分框架的史學家只是把“近代”設定為人類的目標、歷史的終點，至於這個目標或終點到底是什麼，每個思想家，從經院哲學家到當今的社會主義者，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各自都只需為那一傳統的三分法想出一些抽象的意義就心滿意足了。其實，一旦我們祛除了幻影，打破了這一體系的魔圈，立刻便會看到驚人地豐富的現實形式，看到生活及其所具有的無限豐盈性、深度和運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直線型的歷史的空殼……而是眾多偉大文化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其母土中勃興起來，並在其整個的生命週期中和那母土緊密聯絡在一起；每一種文化都把它的材料、它的人類印在自身的意象內；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
在今天，“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作為一種科學基礎，已經耗盡了它的用處，歷史材料的數量的增加，歷史視野的擴充套件，歷史場景的變換，已經使得按這一框架進行歷史編排處處顯出捉襟見肘，需要有一個全新的替代體系了，這就是斯賓格勒自己的世界歷史形態學體系，他把自己的這一體系稱之為是“歷史領域的哥白尼發現”：
“因為它不認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優越的地位——它們都是動態存在的獨立世界，從分量來看，它們在歷史的一般圖象中的地位並不亞於古典文化，而從精神之偉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來看，它們常常超過古典文化。”
顯然，用“哥白尼發現”來稱讚自己的體系，顯示了斯賓格勒對自己的世界歷史觀唸的一個基本認識：要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歧見，確立其他各種文化在世界歷史中的應有位置。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觀念，所以，斯賓格勒又稱自己的“世界歷史形態學”是“文化的比較形態學”。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一再強調的，斯賓格勒在精神上仍屬於19世紀的人，甚至是19世紀中葉以前的人，這一點註定會使他的“世界”視野流於抽象的觀念層面。而從斯賓格勒進行歷史透視的方法上說，他也不可能做到對他者文化的真正的理解，因為他的觀相方法恰恰是基於他所處的西方的世界感和生命意識，當他運用同源理論去類比其他文化的發展時期的時候，他其實是在用西方歷史和文化的階段去比附其他文化的形態。
四、文化的比較形態學
我們說過，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亦即是一種文化哲學，在《西方的沒落》第二卷的第一章，斯賓格勒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文化誕生的故事，雖則這一章寫得揮灑大氣，但它除了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有關文化起源的神話式想象以外，思想上並無太多可取之處。斯賓格勒首先給我們描述了生命的兩種情形：“大宇宙”和“小宇宙”，前者是“植物性”的生存，其本質特徵就是體現為節奏、方向、時間或命運的“週期性”，即構成一切生命從生長到死亡的自然過程，後者是“動物性”的生存，其本質特徵就是體現為“張力”的“極性”，即構成一切動物生命自由選擇和自我擴張的生存方式和醒覺存在。人既是大宇宙，故而要透過諸如血液的流傳來完成生命的綿延和種系的延續；可同時，人也是小宇宙，故而要透過感官和神經系統來與外界建立聯絡，尤其當眼睛成為所有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的時候，當人透過視覺建立起“光的世界”並在這世界中進行創造的時候，人的生命就邁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人由此而從植物性的拘役狀態解放出來了，獲得了精神和能思的心靈，成為了孤獨而自由的個體，能意識到“我”的存在以及“我”與“你”或其他事物之間的分別；由此就產生了表達和交流的需求，語言因之應運而生；隨著語言的發展，思想和概念形成了，人類知識形成了，文化也在某個神秘的時刻誕生了。
斯賓格勒認為，文化是人類醒覺意識的產物，是人類心靈表現自身的方式；而歷史的世界就是一個由多種文化形態組成的多元的世界，各個文化皆以自身獨特的方式產生、發展和衰落，各自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質。斯賓格勒區分出了八大文化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