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僵死的形式，對於歷史的活生生的形式，只能用類比的方法。但是，面對19世紀實證史學中比比皆是的歷史類比，例如把拿破崙比作愷撒，把佛陀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會主義，斯賓格勒又強調，他所講的形態學意義上的“類比”是歌德的“同源”意義上的，而不是實證史家“同功”意義上的，前者指的是不同生物及其器官因具有共同的來源和譜系而在結構上所表現出的親緣性，後者則只看到結構在功能上的相似，而不問其在進化上的來源，例如人的骨骼與其他脊椎動物就具有同源的關係——它們都被認為是從魚類進化而來的，而魚類的腮與陸棲動物的肺就是同功的。將這一區分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則可看到：古典雕刻與西歐的管絃樂、埃及第四王朝的金字塔與西方的哥特式教堂、印度的佛教與羅馬的斯多葛主義等等，就屬於同源的，古希臘的狄奧尼索斯運動與文藝復興是同源的，但與宗教改革卻是同功的。
那麼，如何來確定不同的兩種現象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同源的還是同功的呢？斯賓格勒提出了另一個概念：“同時代”。所謂“同時代”，就是指兩個歷史事實或文化現象在各自文化的相同階段或位置發生。由於所有文化皆是有機體，皆要經歷從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的階段，按照斯賓格勒的形態學理論，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文化必有相同的表現形式，所以，不僅同一文化的同一發展階段出現的不同現象，就連屬於不同文化但卻處於相同發展階段出現的人物、事件或現象，都屬於“同時代”，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是同源的，儘管它們出現的年代相隔可能有上千年，儘管它們之間可能沒有任何可見的接觸，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結構上的相似性。“一種文化的內在結構與其他所有文化的內在結構是嚴格地對應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記錄的具有深刻的觀相重要性的現象，無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記錄中找到其對等物；這種對等物應當在一種富有特徵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種完全確定的編年學位置中去尋找。”
斯賓格勒說，透過類比方法的運用，可以克服以往史學滿足於只就一些已知的方面來排列過去的事實的毛病，而是能在一種文化的片斷中推斷出該文化的過去和未來，進而達到對全部世界歷史的說明。當然，這不是說所有的歷史事實和現象皆具有這等價值，而只有那些源自於文化的生命和內在心靈的表現和形式，才可成為觀相的物件。“如果我們得知了觀相的節奏，就有可能從裝飾、建築、雕刻的散落的片斷中，從沒有聯絡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歷史的各個時代的有機特徵，並從藝術表現領域已知的要素中發現政治形式的領域對應的要素，從數學形式的要素中讀出經濟的要素。這是一種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實上，它根基於歌德的原初現象的概念——它已經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現在比較動物學中，但還可以擴充套件，直至迄今為止無人敢奢望的整個歷史領域。”
對於斯賓格勒歷史哲學而言，強調觀相方法的同源研究方面遠不只是為了確立一個世界史的視野，更是為了與傳統的、尤其是進化論的世界史框架劃清界限。這一框架的本質就在於把歷史劃分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三個部分，按照“古代～中古～近代”這一空洞的、線性的進化模式來安排所有歷史，並進而把西歐或西方的歷史置於中心位置，而把其他千百年來綿延不絕的偉大歷史和悠久的強大文化僅僅看作是環繞著這個中心來旋轉的“行星”，斯賓格勒稱此框架為“歷史的托勒密體系”，並描述說：
“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系！我們選定一小塊領地作為歷史體系的自然中心，並將其當作中心的太陽。所有的歷史事件皆從它那裡獲得其真實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據它的角度而獲得判定。但是，這一‘世界歷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們西歐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懷疑，它就會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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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按照這一框架，中國和埃及的幾千年的遙遠歷史便被縮小為純粹的插曲，而我們的幾十年的短暫歷史則被肆意誇大，如巨型怪影般傲然聳立。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一種幻覺和假象，是我們西方人的自欺欺人；我們之所以把西歐歷史和文化當作中心，其唯一的理由僅僅是因為我們就生長在這裡，可我們可以依據這樣的理由來構造一個世界歷史的框架嗎？假若可以這樣，那中國的歷史學家豈不也有理由建立另一個世界歷史的框架，將十字軍、文藝復興、愷撒、腓特烈大帝等等只是一筆帶過嗎？
斯賓格勒還指出，雖則“古代－中古－近代”的三分框架在東方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