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不同程度的得當或不得當，其中包括：把佛羅倫薩比作雅典，把佛陀（Buddha）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會主義，把愷撒時代羅馬的財政巨頭比作美國佬等等。彼特拉克（Petrarch）是最早的一個熱情的考古學家（考古學本身不就是歷史即重複的意思的一種表現嗎？），他在心理上覺得自己和西塞羅（Cicero）有關係，而晚近的塞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英屬南非的組織者——在自己的藏書室裡就藏有關於愷撒們的古典傳記的特備譯本，他覺得自己很像哈德良皇帝�e Emperor Hadrian）。命定要遭毀滅的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 Ⅻ）常常把昆圖斯·庫爾提烏斯（Quintus Curtius）所著的亞歷山大的傳記隨身放在衣袋裡，其蓄意的用心無非是要去模仿那個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他的政論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錄》（Consid…érations）——中對類比法的運用可謂是爐火純青。他把法國人比作腓力（Philip）統治下的馬其頓人，而把德國人比作希臘人。他說，“甚至現在，德意志的溫泉關�e Thermopylae），即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還在腓力的手裡”，這句話準確地寫出了紅衣主教夫勒裡（Cardinal Fleury）的政策的特徵。我們發現，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與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相提並論，並把安東尼（Antony）和屋大維（Octavius）的剝奪公權令（proscriptions）混為一談。
然而，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