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並把安東尼（Antony）和屋大維（Octavius）的剝奪公權令（proscriptions）混為一談。
然而，所有這些類比都只是片斷性的和任意的，通常只會導致一種暫時的傾向，即不是對歷史形式作真正深刻的領悟，而只是對其作詩意的或巧妙的表達。
以藝術類比大師蘭克（Ranke）的情形為例：我們發現，他所描述的克亞克薩里（Cyaxares）和獵鳥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之間，以及西美利亞人（Cimmerians）的侵犯和匈牙利人的侵略之間的相似，從形態學的角度看，不具有任何意義；他還有一個常常被引用的類比，就是把希臘的城邦比作文藝復興時期的共和國，這一類比也極少有意義；至於他把阿爾西比巴德（Alcibiades）和拿破崙作比較，儘管有一些道理，但那是偶然作出的。不像嚴謹的數學家，他們總能在門外漢只能看到外在形式之不同的兩組微分方程式之間找到內在的聯絡，蘭克等人的歷史類比使用的是普魯塔克式（Plutarchian）或大眾傳奇式的筆觸，其目的僅在於描寫出世界舞臺上可資比較的場景而已。
顯而易見，那支配著景物選擇的，根本來說，既非某一原理，亦非歷史必然性的意識，而是一種簡單的個人喜好。我們還遠遠沒有形成任何類比的技巧。各種各樣的類比擁擠在一起（今天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沒有任何的框架或統一性，如果偶然碰對了——就這個詞尚待確定的本質意義而言——那也是由於運氣好，也有少數是出自本能的，但決不是依據某個原理得出的。在這一領域，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著手製定出一套方法，也沒有人哪怕稍微地暗示一下：這裡原本有一個根基，事實上是唯一的根基，由它可對歷史之問題獲得廣泛的解決。
類比法，就其綻露了歷史的有機結構而言，對歷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類比的技巧，由於在發展中受到了一種綜合觀念的影響，本應匯出必然的結論和邏輯的定論。但是，迄今為止，人們對類比的理解和運用卻使其變成了一種禍害，因為它使歷史學家只知順應自己的趣味，而沒有嚴肅地認識到，他們首要的和最艱鉅的任務是關心歷史及其類比的象徵主義，結果，歷史的問題甚至至今還沒有獲得理解，更別說獲得解決了。這些類比在許多時候只是表皮的（例如把愷撒稱作官辦報紙的創始人），有些類比甚至比表皮更糟（例如給古典時代的不僅極端複雜而且我們全然陌生的現象加上種種現代的標籤，如社會主義、印象主義、資本主義、僧侶主義等），有時甚至荒誕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賓俱樂部把布魯圖斯（Brutus）視作他們的偶像就是明證，這個巧取豪奪的百萬富翁曾以寡頭政治理論為藉口，在貴族元老院的同意之下，謀殺了那位民主人物。
三
我們的論題原先只包括有限的現代文明的問題，現在卻擴充套件為一種新的哲學——一種在形而上學方面已經枯竭的西方土壤所能產生的未來的哲學，一種西歐人的心智在往後的階段裡所可能產生的唯一的哲學。它將擴充套件成為一種世界歷史的形態學（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的概念，即作為歷史之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態學的概念，其與迄今為止幾乎是哲學的唯一主題的作為自然之世界（world…as…nature）的形態學概念正相對照。它將重新審視世界的形式和運動，審視它們的深度和終極意義，但這一次是按照一個完全不同的安排來審視：這次安排的組織，不是把它們放在一個包含所有認知物件的總體圖象中，而是放在一個生命的圖象中；這次安排的呈現，不是把它們看作既成的事物�ings…become），而是看作正在生成的事物�ings…becoming）。
我們對作為歷史之世界的設想、認識和賦形是以其相反物即作為自然之世界為參照的——這是這個星球上的人類生存的一個全新方面。這個方面，雖則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皆有巨大的意義，但至今還未被人們所認識，更別提描述它了。也許有人朦朧地覺察到了它，也時常有人遠遠地、短暫地瞥視過它，但沒有人專心地面對它，思考它全部的意蘊。我們面前擺著兩種可能的方法，人們以此可以內在地把握和體驗他周圍的世界。在此，我極其嚴格地區分（是針對其形式，不是針對其實質）了下面的事物：有機的世界印象與機械的世界印象；意象（images）的內涵與定律（laws）的內涵；圖象、象徵與公式、體系；即刻的現實與恆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