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3 / 4)

小說:西方的沒落 作者:蝴蝶的出走

語境不同者,將依據需要重加註釋。但限於篇幅,有些註釋可能還過於簡單。

四、書中的人名、地名、關鍵名詞,首次出現時,一律附英文,有些術語在不同語境中有不同譯法,也附以英文。書中還有大量希臘文、拉丁文,在譯文中也附出原文。

五、中譯本的邊碼為英譯本的頁碼。

六、書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儘可能採用約定俗成的譯法,有多個譯法的選其一種,沒有慣例的則由譯者自譯。

七、翻譯是一門遺憾的藝術,每次面對完成的譯稿,總有一種“距離感”(與原文有距離),總覺得還應當推敲得更準確、更妥帖一些。對於斯賓格勒的這本書而言,這種感覺猶甚。正是因此,我把每一本譯作皆視作“未完成稿”——有待更有識見的讀者和批評者去完成。

八、感謝我身邊的所有朋友和我的充滿朝氣的研究生們,他(她)們給我的孤獨的生活新增了無限的樂趣,他(她)們的期許,是我需要在這個世界中挺身而立的理由。

第一章 導言(1)

在這本書中,我第一次做出大膽的嘗試,想去預斷歷史,想在一種文化的命運中去追蹤尚未被人涉足過的各個階段,尤其是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星球上那唯一實際上已處於完成狀態的文化的各個階段,那就是西歐及美洲文化。

迄今為止,解決這樣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的可能性顯然還從未被人看到過,即使有人看到了,解決它的方法或者是完全未被懷疑,或者是——至多——利用得還不夠充分。

歷史存在邏輯嗎?在各自分離的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難以數計的因素之外,是不是還有一種我們可稱之為歷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結構,一種本質上獨立於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諸外部形式——社會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的東西?這種種的現實性果真不是次要的或由上述東西派生出來的嗎?世界歷史(world…history)是不是會經常把某些重大特徵呈現在的肉眼之前,以充分的永續性來證明某些結論?如果是這樣,那從這類前提出發所做的推論,又能達到何等限度?

我們有可能在生命本身之中找到一系列必須經歷、且必須按照某一強制性的必要順序去經歷的階段嗎?因為人類歷史原本就是一些強有力的生命歷程的總和,而這些生命歷程,在習慣的思維和表達中,透過冠以諸如“古典文化”、“中國文化”或“現代文明”這些高階實體之名,而被賦予了自我和人格的特徵。對於一切有機的東西來說,誕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等概念皆是根本性的,這些概念在這一領域是不是也具有至今還沒有被人抽取出來的嚴肅意義呢?簡而言之,是否所有的歷史都奠基於一般的傳記性原型(biographic archetypes)之上呢?

西方的沒落,乍看起來,就像相應的古典文化的沒落一樣,乃是限於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的現象;可現在,在理解了它全部的重要性之後,我們認為,它還是一個哲學問題,它本身就包含了有關存在(Being)的每一重大問題。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發現西方文化的命運將以何種形式來完成,我們首先就應當弄清楚:文化是什麼?它與可見的歷史、生命、心靈、自然及心智之間有何種關係?它的表現形式是什麼?這些形式——民族、語言和劃時代、戰爭和觀念、國家和神、藝術和工藝品、科學、法律、經濟型別和世界觀、偉大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當作象徵來接受和看待?

用來指認死形式的方法是數學定律(Mathematical Law),而用來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方法是類比(Analogy)。藉助這些方法,我們便能區分世界上的極性(polarity)和週期性(periodicity)。

一直以來,一個知識上的問題是,世界歷史的表現形式在數量上是有限的;紀元、劃時代、情境、人物等一再依照其型別重複出現。人們在討論拿破崙(Napoleon)時很少不旁及愷撒(Cæsar)和亞歷山大(Alexander)——我們將看到,從形態學的角度說,在這兩個類比中,第一個很難被接受,第二個則是正確的——而拿破崙本人則認為自己的處境和查理曼(Charlemagne)的處境相類似。法國“革命會議”(Revolutionary Convention)提到迦太基(Carthage)時,常常指的是英格蘭;雅各賓黨人則自稱是羅馬人。其他的此類比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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