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格的意義被訴諸於一種學說，這學說就其關係到他的生命而言是不可改變的，因為真理和他的生命是同一的。這一象徵主義（symbolism）是本質的，是人類歷史的容器和表現。由此而產生的那些學究式的哲學著作是多餘的，僅僅徒然增加專業文獻的數量而已。
因此，我可以稱我所發現的東西的本質是“真的”——亦即，對於我是真的，我相信，它對於未來時代的傑出心智也會是真的；可如果它脫離了血氣和歷史所賦予的條件，其本身就不是真的，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須承認，我在那些暴風雨的歲月中所寫出的東西，只是對清晰地展現在我面前的事物的一種極不完整的論述，在今後的日子裡，我的任務就是聯絡事實，尋找能使我以最有力的形式表達我的觀點的表現手段。
要使那一形式達到盡善盡美，將是不可能的——因為生命本身只有到死的時候才能得到完成。但是，我再一次做出嘗試，以求使這本書最早寫成的部分也達到現在我已能言述的明確的水平；我懷著這樣的願望完成了這本書，任它帶著自己的希望和失望、優點和缺點。
同時，就我自身而言，其結論已獲得證明；從它對廣大學術界正在逐漸發生影響而言，亦即就他人而言，亦可判斷出它的效果。但是，誰也不要指望這裡會事無鉅細地談到一切。它只是我所見到的眼前的東西的一個側面，是對歷史和命運哲學的一種新的看法——可它的確是這類看法的一種首創。它徹頭徹尾地是直觀的和描繪性的，其行文謀篇力求說明性地顯示物件和關係，而不是羅列一大堆的概念。它唯一地只供那些閱讀時能夠深入體會字句和圖象的讀者們閱讀。這無疑是很困難的，尤其是我們面對神秘時的那種敬畏之心——歌德所感受到的那種尊敬——會使我們不能領受到把剖析與深入視為一體的思考所獲致的滿足。
當然，那些永久地生活在昨天而又歡迎每一種僅為明天打算的觀念的覓路者的人們，立刻會發出“悲觀主義”的呼聲。但是，對於那些把探究行動之源泉等同於行動本身的人而言，對於那些只會搬弄定義而不知道命運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書不是為他們而寫的。
我所說的理解世界，即是與世界合一。至關重要的是生活的嚴峻現實，而不是唯心主義的鴕鳥式哲學所提出的關於生活的概念。凡是不為浮詞所動的人，就不會認為本書所述是悲觀主義的；至於其他的人，則不足掛齒。為了便利那想要窺視生活而不是尋求定義的認真的讀者，我已——由於正文過於壓縮——在附註中提到了許多著作，它們將把那種匆匆的一瞥帶到更遠的知識領域。
最後，我覺得應當再次提及兩個人的名字，我所做的一切，實際上都應歸功於他們：歌德和尼采。歌德給了我方法，尼采給了我質疑的能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一句話說出我與尼采的關係，我會這樣說：我把他的“展觀”（outlook）變成了一種“俯瞰”（overlook）。至於歌德，在整個的思維方式上，他乃是萊布尼茨的門徒，儘管他自己並不知道這一點。故而，這份終於（連我自己也感到詫異）在我手中形成的東西，雖則這些年來我遭受過不幸與唾棄，我還是可以自認、並驕傲地稱其是一種德國哲學。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1922年12月於哈爾茨的布蘭肯堡
譯者說明
一、該中譯本是據查爾斯·弗蘭西斯·阿特金森（Charles Francis Atkinson）的英譯本譯出，該英譯本的第一卷出版於1926年，第二卷出版於1928年。
二、《西方的沒落》在國內已有兩個中譯本，一個是商務印書館於1963年出版的（齊世榮等翻譯），該版只譯出了原書的第二卷，另一個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於1986年出版的（陳曉林譯），該版是原書的一個縮譯。這兩個譯本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為新的中譯本打下了一個基礎，它們的作用乃至影響在這個新譯本中有所顯示。在此要對前輩們的工作表示真誠的敬意和感謝。
三、《西方的沒落》是一本寫得並不算晦澀、但卻十分難讀的著作，書中幾乎每一頁都涉及到大量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而作者又對這些人物和事件未作任何註釋，尤其許多國王或皇帝的名字，他都只提到帝號，可在西方歷史中，使用相同帝號的人常常有許多，而英譯本對這些也都沒有給出註釋，這給一般讀者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為了方便讀者，該中譯本對書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些特殊術語在第一次出現時儘可能給出註釋，相隔較遠者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