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聞出版的獨裁而獲得支援。競爭者努力用金錢的手段來使讀者——不，是使各民族——集體地放棄對敵方的效忠，而由他們自己去對其進行心理訓練。人們從這種心理訓練中所學的，全都是被認為他們應當知道的東西——因為有一種高階意志已經為他們把他們的世界圖景綜合起來了。現在，已沒有必要像對待巴羅克時代的王公那樣把兵役的義務強加於那主體了——有人可以用論文、電訊和圖片來驅策讀者們的心靈，直到他們吵嚷著要求武器，並迫使他們的領袖加入紛爭之中，而這種‘迫使’，正是領袖們所願望的。”
無須我們贅言，斯賓格勒的這些描述正是我們稱之為“傳媒時代”的“後現代狀況”之一。對無權力的“主體”的“消聲”、無處不在的“監視”和“控制”、傳媒帝國的“超真實”的話語編碼、“意識形態主體”的建構，後現代理論家和思想家所講的這些，不就是斯賓格勒以其觀相的語言所訴說的嗎？
吳瓊
2006年7月於北京
*附註：本文的寫作參照了《史賓格勒》（商戈令著，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印行）和《西方文化的診斷者——史賓格勒》
（）
（鄧世安著，臺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公司印行）兩本著作，一併致謝。——吳瓊
第一版序言
本書的定稿是三年的勞動成果，其實在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它就已經完成了。到1917年春天，我又對它做了一次修改，在某些細節方面予以增補和潤飾，但由於當時的形勢所限，遲遲未能付印。
儘管本書的範圍和主題屬於歷史哲學，但它也包含有一個更深層的用意，那就是對一個劃時代的重大時刻加以評論，這一重大時刻的不祥預兆在其主導觀念正在形成的時候就已清晰可見。
書名早在1912年就已經確定，它十分切題地表達了本書的意圖，即以古典時代的沒落為殷鑑，來描述一個歷時達數世紀之久、而我們自己現在正在進入的世界歷史的樣態。
事件已經給出了甚多的驗證，但於反駁卻無所益處。顯然，這些觀念必然地要於此時此刻在德意志提出，尤其是，戰爭本身就是那使新的世界圖象（world…picture）清晰地呈現的諸多前提之一。
因為我確信，這不僅僅是從若干可能的，且只能邏輯地證明的哲學中提出一種哲學的問題，而是撰寫我們時代之哲學的問題，這一哲學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是所有的人都能朦朧地預感到的哲學。這樣說並無冒昧揣測之意；因為一個具有歷史之重要性的觀念並不是產生於某一個時代，而是它自身就創造這個時代，它只在一個有限的意義上才是那個註定孕育它的人的所有物。它屬於我們的整個時代，它影響著所有的思想家，只是他們不自知罷了。個人對此觀念——包括它的缺點和優點——偶然的、一己的態度（無此則任何哲學皆不可能存在），即是個人的命運和幸福。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1917年12月於慕尼黑
修訂版序言
這本書從最初簡要的概述，到最終成為一本完全沒有預想到的大部頭，前後歷時十餘年；在這項工作宣告結束之際，回顧一下什麼是我想做的和什麼是我已經做到的，回顧一下我當初的觀點是什麼而現今的觀點又是什麼，這應當不算是多此一舉。
在1918年版——無論從內部看還是從外部看，它都只是一個切片——的“導言”中，我說過，我相信我已經對一種觀念給以了不容爭辯的闡述，那觀念一旦形諸於文字，便無人能夠反駁。其實我應當說，那觀念一旦被理解了，便無人能夠反駁。為此，我越來越認識到，我們不應只著眼於這一個事情，而且要放眼於整個思想史，並期待於生而具有這種理解能力的新生一代。
我要補充說明的是，這本書應當看作是一個初次的嘗試，裡面充斥著慣常的謬誤和不足，而且也不是沒有自相矛盾之處。書中的言論遠非它所指望的那樣受到認真的關注。凡是深入鑽研過活生生的思想所給出的各種假設的人都會知道，活生生的思想決不是外加於我們的，從而使我們能透視生存之基本原則而毫無情感的衝突。思想家是這樣一種人，他的職責就是按照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去把時間象徵化。他別無選擇；他只能照應當的思考去思考。對他而言，真理歸根到底就是他誕生之時就已經在此的世界的圖象。真理不是他所發明的，而是他在自身之內發現的。還是他自己：他的存在被形諸於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