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格勒當然不是什麼後現代思想家，他的身上也沒有什麼“後現代”精神，更無所謂“後現代”方法，雖然他曾一再強調世上沒有什麼終極的真理、強調文化的多元、強調只有懷疑是今日哲學的真正精神等等——這些已成為今天的後現代思想的標識——甚至他居然還使用了“最後的人”這個絕對後現代的短語，可我們仍然不能說他是後現代的。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高階浪漫主義者，是一個早期現代主義者，但決然不能說他是一個德里達或福柯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者，甚至不能說他是一個詹姆遜意義上的反後現代的後現代主義者。他的確是“反”後現代的，可那是出於他的觀相的透視能力，而非出於他有所謂的後現代心靈或精神。
我們不要忘了，斯賓格勒是一個觀相學家，一個以內心的天眼透視過去和未來“面相”的思想家。若是依據他的文化階段的劃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這個被稱之為“後現代”的時期，正處於他所說的“文明”的階段，文明階段的一個標誌就是世界都市的出現，而後現代文化一定意義上說不就是世界都市的文化嗎？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對這種世界都市的心靈的描述，也看到了他對這個文明的未來命運的“面相”的透視，從這些描述和透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犬儒式的眼光，一種超然於時代之外的冷峻。今天的我們已經徹底地成了“文明”的奴隸，已經完全地喪失了與時代保持距離的決斷力，而這恰恰就是斯賓格勒的力量所在，也是他與“後現代”所能發生關聯的境域。一個反後現代的後現代理論家也終歸是後現代的，這就是後現代的魔鬼邏輯，斯賓格勒是反後現代的，可他不是後現代的，所以他能夠逃出後現代的邏輯，以觀相的慧眼目擊“後現代”的“面相”。在此，我們再用兩個例子來看一下斯賓格勒的這種觀相的藝術的透視力量。一個是關於民主政治的，一個是關於新聞報紙的。
斯賓格勒認為，政治是生命的存在川流藉以維繫自身、發展自身並戰勝其他生命之流的必要手段，政治生活即是人類決定自身將成為一種命運還是將遭受一種命運而作的偉大的決斷，是各個民族藉以完成其歷史的一種形式。在一切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統治權力都是預定的，嚴格地保持著家長式的和象徵性的形式，所謂的政治改變，只是在既定形式中的一種“派系”更替，固有的神聖秩序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那是上帝所賜予的。但是，隨著世界城市以及“第三等級”的出現，情況發生了變化，“政治的形式”變成了爭執的物件。才智和金錢的力量起來反對血統和傳統，政治的主體不再是有機地自然形成的“等級”，而是組織起來的“政黨”。“政黨純粹是一種城市現象”，自從城市脫離鄉村以後，各處的等級政治就都讓位於政黨政治。政黨總有一個“綱領”，它以“人民”的名義透過政黨政治的各種策略，如演說、報紙、出版等，把這綱領灌輸給人民，直到它們真正代表人民的呼聲為止；政治與社會理論也是政黨政治的基礎之一，但卻是一個必要的基礎。這類學說是“真”還是“偽”，這對於政治史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對於政黨政治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是：這類學說是否有效，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有效，以及其效力能持續多久，等等。因為人們若是相信，現實可以透過一套概念體系來加以改良，則這信念本身就會變成政治必須加以考慮的一種真正的力量。“今天，我們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無限相信理性萬能的時代。自由、正義、博愛、進步，這些偉大的一般觀念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偉大的理論即是福音書。而這些理論的說服力，並不是仰賴於邏輯前提——因為一個政黨的群眾既不具有批判能力，也不具有脫除影響、嚴肅地驗證理論的超脫能力——而是仰賴於它們的關鍵詞所具有的神秘本質。……在那段時間裡，它卻具有新的天啟那般的全部不可抗拒的力量。群眾皈依它，狂熱地迷戀著它的詞句及其傳道者，甚至到營寨、戰場和絞架上去獻身；他們的目光注視著一個政治的和社會的彼岸世界，而枯燥乏味、一本正經的批評則似乎是卑鄙的、不敬的、該死的。”但是，這些抽象理想的力量，在時間上不會超過政黨政治的兩個世紀，它們的終結，不是由於被駁倒，而是由於被厭棄，人們最後不是放棄了這種或那種理論，而是放棄了對任何一種理論的信仰，以及那種認為不如意的現實可借概念加以改良的空洞的樂觀主義。由此，斯賓格勒說，這種厭棄早已致盧梭於死命，不久也將致馬克思於死命。
其實，在世界城市時代，真正左右政黨政治的還不是理論和口號，而是一種更加現實的力量——金錢。金錢不僅控制了世界城市人們的社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