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沒有聽到在希臘曾有誰為了確證某些史實而為邁錫尼或費斯托斯（Phaistos）的遺蹟煩神操心。人們閱讀荷馬的史詩，但從未想到去發掘特洛伊的山丘，如同謝里曼（Schliemann）所做的那樣；因為他們需要的是神話而非歷史。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悲劇和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的著作在希臘化時期就已經部分地失傳了。相反，在西方，那種文化所固有的和特具的虔誠態度，遠在謝里曼之前五百年的彼特拉克身上就表現出來了；彼特拉克是一個古玩、錢幣和手稿的優秀收藏家，是一個具有歷史敏感的人的最好典型，他遙視悠遠的過去，神遊渺邈的遠景（他不是第一個企圖攀登阿爾卑斯頂峰的人嗎？），他生活於他所處的時代，而實際上又不屬於那個時代。他作為收藏家的心靈，只有考慮到他的時間概念才可獲得理解。中國人的收藏癖，雖則色調不同，但可能更為狂熱。在中國，出門旅行的人，不論是誰，都無不孜孜地搜尋著“古蹟”，而中國人生存的基本原則，即那不可傳譯的“道”�o），就是從這一深摯的歷史情感中汲取其全部的意義的。在希臘化時代，文物確乎被收藏並在各地展覽，但它們是被當作有神話吸引力的珍玩看待的［如同鮑薩尼亞斯（Pausanias）所描寫的］，至於這些古物的日期與目的這樣的問題，根本無人注意——在埃及，情形亦復如此，甚至在偉大的圖特摩斯�uthmosis）時期，那裡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具有嚴格傳統的大博物館了。
在西方各民族當中，是德意志人發明了機械鐘這一象徵時光飛逝的可怕玩意。數不勝數的鐘塔，其聲音迴盪在西歐上空，日以繼夜，成為其歷史的世界感可能是最驚人的表現。在古典世界的無時間的鄉村和城市中，我們看不到這種景象。直到伯里克利時期，一天的時間還僅僅是根據日影的長短來估摸的，只是到了亞里士多德的時期，“ωρα”這個詞才獲得了（巴比倫人的）“鐘點”的意義；在此之前，對於一天，並無進一步的準確區分。在巴比倫和埃及，很早就發明了水鍾和日晷，但在雅典，卻要等到柏拉圖來給我們介紹一種實際可用的漏壺，它只是日用品中一件不起眼的附屬品，對古典世界的生命感絲毫也沒有影響。
還要提一下古典數學和近代數學之間的相應區別，這一區別是極其深刻的，但從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古典數學如其所是地（as they are）看待事物，把它們看作是量（magnitudes），沒有時間，只有純粹的現在，結果導致了歐幾里得幾何學和數學式的靜力學，並以圓錐曲線理論而使其理智體系功德圓滿。我們則按照事物的變化（become）、作為（behave）和功能（function）來看待它們，結果就導致了動力學、解析幾何，以至微積分。近代的函式理論是這整個的一系列思想的重要組合。希臘人的物理學是靜力學，而不是動力學，它從不知道時間因素的用途，也不曾覺察到時間因素的短缺，而另一方面，我們則是按幾千分之一秒進行計算的，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實，但從心理上看，它又是一件真確的事實。亞里士多德的“隱德來希”（entelechy）是希臘人僅有的演進觀點，但它是沒有時間的、非歷史的。
因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西方文化的人是有歷史感的，我們是一個例外，而不是通例。世界歷史是我們的世界圖象，而非全人類的世界圖象。印度人和古典人沒有形成有發展的世界的影像，也許，當西方文明順次滅亡之後，將再也不會有一種文化和一種人類能讓“世界歷史”成為醒覺意識的如此強有力的形式。
六
那麼，世界歷史是什麼？當然是對過去的一種有秩序的表述，是一種內在的陳述，是感受形式的能力的表現。但是，對形式的感受，不論多麼確定，終歸和形式本身不是一回事。毫無疑問，我們感覺世界歷史，體驗世界歷史，相信世界歷史能像一幅地圖一樣去閱讀。然而，直到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還只是它的各種形式，而不是它的形式本身——這形式本身乃是我們自己的內在生命的映象（mirror…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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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如果被問到，當然會說，他可以十分清晰地和確切地看到歷史的內在形式。這種幻覺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沒有一個人嚴肅地深思過它，更少有人對自己的知識有過懷疑，因為，對於懷疑的範圍究竟有多麼的廣闊，沒有人有一丁點的概念。事實上，世界歷史的編排（lay…out）是一種沒有得到證實的、主觀的、世代相傳的（不僅是門外漢的，而且是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