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的歷史學家的）想法，因此迫切地需要一點點懷疑精神，這種懷疑精神自伽利略以來就在調節和加深我們有關自然的天生觀念。
由於把歷史再細分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沒有意義的框架，然而它整個地主宰了我們的歷史思維——使得我們已無法認識高階人類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無法認識德意志…羅馬帝國時代以來在西歐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小小區域性世界的真正地位，無法判定它的相對的重要性，尤其是無法估計它的方向。未來的諸文化肯定難以相信這樣一種框架的有效性，因為它持有一種簡單的直線發展觀，它的分配比例是毫無意義的，而且會隨著每一世紀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不合理；還因為它無法把不斷進入我們的知識之光的新的歷史領域包括進去。可儘管如此，這種框架的有效性從未被人全力攻擊過。一直以來，歷史研究者針對這一框架的批評方式是毫無意義的；他們只是取消了某一現行的方案，卻沒有提出其他的任何替代方案。玩弄“希臘中古時代”或“日耳曼古代”這樣的用語，絲毫也不能幫助我們去形成一幅清晰的、具有內在說服力的圖象，以使中國和墨西哥、阿克蘇姆（Axum）帝國和薩珊（Sassanids）帝國各就其位。至於把“近代史”的起點從十字軍移到文藝復興，或從文藝復興移到19世紀初這種變通的做法，不過是想要說明這一框架本身應被看作是不可動搖的和完滿的。
問題不僅在於這一框架限制了歷史的領域。更糟的是，它左右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