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布匿戰爭（Punic War）都是不可解釋的，而對於塔西佗而言，甚至連奧古斯都的統治都是難以言明的。至於修昔底德，他的歷史感——按我們對這個詞的理解——的缺乏，完全可以從他的著作的第一頁所說的那句駭人聽聞的話中看出來，他說，在他的時代（約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世界上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事件（ου μεγαλα γενεσθαι）！
因此，直到波斯戰爭時的古典歷史，以及後來各個時期依據傳統建立起來的有關這段歷史的結構，本質上是一種神話思維的產物。有關斯巴達（Sparta）的法制史是希臘化時期的一首詩，它所集中描寫的來喀古（Lycurgus）——有關他的“傳記”，我們有詳盡的記述——最初可能是塔伊格圖山（Mount Taygetus）的一個並不重要的地方神。甚至到了愷撒時代，有關前漢尼拔時期（pre…Hannibalian）的羅馬史還在被臆造。至於塔爾昆家族�e Tarquins）被布魯圖斯驅逐的故事，則是以監察官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Appius Claudius）（公元前310年）的某個同時代人為原型編造出來的。在那個時期，羅馬國王的名字都是採用某些殷實的平民家族的名字［K。J。諾伊曼（K。J。Neumann）］。在法制史的領域，完全拋開塞爾維烏斯·圖裡烏斯（Servius Tullius）的“憲法”不說，我們發現，甚至李錫尼（Licinius）著名的土地法（公元前376年），到第二次布匿戰爭時，就已經不復存在了［B。尼塞（B。Niese）］。當伊巴密濃達（Epaminondas）給予美賽尼亞人（Messenians）和阿卡狄亞人（Arcadians）自由和獨立的時候，這些民族立即為自己編寫了一套早期歷史。但是，令人驚駭的還不是這類歷史的產生，而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種歷史；關於古典視野（outlook）與近代視野之間的對立，有一句話可以給予充分的說明：公元前250年之前的羅馬歷史，正如愷撒時代的人們所瞭解的，實質上是捏造的，我們現在所知的那一點點東西，其實是我們自己編造出來的，後來的羅馬人根本不知道有那麼一回事。古典世界對“歷史”這個詞的理解，我們可以從這樣一個事實看出來，那就是：有關亞歷山大的傳奇文學對嚴肅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甚至於它們的史實，都產生了最強烈的影響。古典人的頭腦裡從來沒有想到過對歷史作為一種故事和歷史作為文獻作出任何原則性的區分。直至羅馬共和國末期，當瓦羅（Varro）想把那正從人們的意識中迅速消失的宗教穩定下來時，他把神——對它們的崇拜被國家一絲不苟地遵從著——分為“確定的”和“不確定的”兩大類：一類是我們對之還有所知的，一類是儘管官方崇拜仍未中斷，卻已名存實亡的。事實上，瓦羅時代羅馬社會的宗教，亦即歌德甚至尼采（Nietzsche）所純真地復現過的詩人的宗教，主要地是希臘化文學的產物，和當時已經沒人能理解的古代實踐幾乎全無關係。
蒙森（Mommsen）明確地界定了西歐人對這類歷史的態度，他說，“羅馬的歷史學家”——特別地指塔西佗——“是這樣一種人，他們所說的東西最好是省略掉，而那必須要說的東西又被他們省略了。”
在印度文化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全然非歷史的心靈。它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表現就是婆羅門教的涅槃。沒有純粹的印度天文學，沒有純粹的印度曆法，因而也沒有作為有意識的精神演進之軌跡的印度歷史。對於其文化的可見程序——隨著佛教的勃興，它的有機階段便告終結——我們知道的甚至比古典歷史還要少，儘管在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之間必定發生過許多重大事件。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兩者都是以夢幻般的形態和神話式的人物固定下來的。佛陀死後過了整整一千年，約在公元500年時，錫蘭才第一次產生了隱約像是歷史著作的作品，就是《大統史》（Mahavansa）。
印度人的世界意識是非歷史地建構起來的，它甚至不能把某一個作者寫出一本書這個現象看作是一個具有確定時間的事件。在他們看來，歷史不是由特定的人寫出的一系列有機的著作，而是逐漸地出現的一堆模糊的文字，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意願往裡新增東西，而諸如理智的個人主義、理智的演進和理智的時代等等觀念在這件事中根本不發生作用。我們所瞭解的印度哲學——同時也是我們所擁有的全部印度歷史——就是這樣一種匿名的形式；而西方的哲學、歷史則是由各別的書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