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chus）］所發現的東西，斯多葛派和亞里士多德派都一概加以排斥，至於在那小小的專業圈子之外，就更是無人問津。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都沒有觀象臺。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晚年，雅典人透過了一項法令，規定傳播天文學理論的人要受到控告（εισαγγελια）。這是一項具有最深刻的象徵意義的法令，它表明古典心靈決意從它的世界意識的每個角落把“距離”清除掉。
至於古典的歷史著作，可以修昔底德�ucydides）為例。這個人的長處在於他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當下的事件寫得栩栩如生，不辯自明，還在於他具有一種宏大的、天生政治家的實踐眼光，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將軍兼行政官。由於具有這種經驗品質（不幸的是，我們把它和歷史感本身混同在一起了），他的著作在那些僅僅博學的專業歷史學家看來就成為不可模仿的範例了，而事實也確實是如此。但是，修昔底德絕對沒有顯示出透視若干世紀的歷史的才華，而在我們看來，這卻是歷史學家這一概念所固有的。優秀的古典歷史著作都一成不變地是關於作者當時的政治現況的，而我們則恰恰相反，我們的歷史名著無一例外地處理的是遙遠的過去。修昔底德就連處理波斯戰爭（Persian Wars）都感到為難，更別說希臘通史了，至於埃及的歷史，更是他力所不及的了。他，還有波利比烏斯（Polybius）和塔西佗�citus）（和他一樣，他們也都是實際的政治家），一當回首過去，遇到他在實踐經驗中不曾見過的任何形式的動因，就失去了他那準確的眼力。對於波利比烏斯而言，甚至第一次布匿戰爭（Punic War）都是不可解釋的，而對於塔西佗而言，甚至連奧古斯都的統治都是難以言明的。至於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