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能；按謀劃安排的想象的意圖和目標與按圖式解剖的經驗的意圖和目標；還有——這麼早就要提到一對意義重大但從未引起注意的對立物——編年學的數字的領域與數學的數字的領域。
因此，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樣一個研究中，根本不可能有專門針對精神的和政治的事件的問題，因為它們日漸表面化，容易看清楚，人們可以按照其表面價值來看待它們，按照“原因”或“效果”的圖式安排它們，並從那顯見的和在理智上比較容易的方向去研究它們。這樣一種“實用主義”的處理歷史的方式不過是一種偽裝的“自然科學”，那些支援唯物史觀的人自己並不隱諱這一點——他們的反對者卻多半沒有看出這兩種方法之間的相似。我們所關心的，並不是某時某刻出現的歷史事實本身是什麼，而是它們的出現意味著什麼，指出了什麼端倪。現今的歷史學家總覺得用宗教的、社會的，尤其是藝術史的細節去“闡明”某一時代的政治意義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但是他們忘記了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之所以是決定性的，乃因為可見的歷史是心靈的表現、符號和體現。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誰仔細地考慮過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現形式內在地結合起來的形態學的關係（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我也沒有看到有誰超越政治的界限去把握希臘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數學方面終極的和根本的觀念，他們的早期裝飾的意義，他們的建築、哲學、戲劇和詩歌的基本形式，他們對偉大藝術的選擇和發展，他們的工藝細則和素材選擇——更別說去理解這些事物對於歷史的形式問題所具有的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些歷史學家有誰知道，在微積分和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時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則之間，在古典的城邦和歐幾里得幾何之間，在西方油畫的空間透視和以鐵路、電話、遠端武器進行的空間征服之間，在對位音樂和信用經濟之間，原本有著深刻的一致性呢？不過，從這一形態學的觀點看，即便平凡單調的政治事實，也具有一種象徵的、甚至形而上的性質：埃及的行政制度、古典的錢幣、解析幾何、支票、蘇伊士運河、中國的印刷術、普魯士的軍隊以及羅馬人的道路工程，諸如此類的一切全可以當作象徵看待，是可以一致地加以理解和認識的——在此之前，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免費電子書下載
但同時，事實表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缺少一種具有學理依據的研究歷史的藝術。過去的歷史研究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從某一科學的領域即唯一具有完整的認識方法的物理學那裡汲取其方法，以至我們雖然實際上研究的是客觀的因果聯絡，卻自以為是在進行歷史研究。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舊式的哲學除了認識這種因果聯絡之外，甚至從未想到過，在有意識的人類認知力和外部世界之間可能還存在其他的關係。康德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奠定了認識的形式法則，他認為自然只是理性活動的物件，他沒有、他以後的人也沒有注意到，這種看法應當有所保留。對於康德來說，知識只能是數學知識。他討論了理性的先天直觀形式（innate intuition…forms）和先天範疇，但是他從未思考過藉以領會歷史印象的全然不同的機制。叔本華（Schopenhauer）只保留了康德的一個範疇，那就是因果律（causality），這是很有意義的；但是他也不屑於去談論歷史。除了因果必然性——我把它稱作空間的邏輯（logic of space）——之外，還有另一種必然性，那就是生命的有機的必然性（organic necessity）、命運的必然性——時間的邏輯（logic of time）；這是一件具有最深刻的內在確定性的事實，這一事實充塞在整個神話式的宗教和藝術思想中，構成了全部歷史（與自然相對立）的本質和核心，但透過“純粹理性批判”所探究的認知形式是不可能接近它的。這一事實尚待從理論上加以闡述。正如伽利略（Galileo）在其《試金者》（Saggiatore）一書的一句名言中所說的，哲學作為自然的一本大書，是用“數學語言”寫成的。現在，我們期待著一位能告訴我們歷史是用什麼語言寫成的和應該怎樣去讀它的哲學家。
數學和因果律原則導致對現象世界作自然主義的安排，編年學及命運的觀念導致對現象世界作歷史的安排。兩種安排各以其理涵括著整個世界。區別只在於用什麼眼光或透過什麼眼光去認識這個世界。
四
自然是高階文化的人類在其中綜合和解釋他直接的感官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