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的世界印象便吸附在一種純粹由點形成的現在中，他在每一個別時刻的自然意象便是靜態的、自足的（也就是，將過去和未來排除在外的）。時間作為數量很少出現在希臘物理學中，如同亞里士多德的隱得來希的觀念中就不包含時間因素一樣。相反，如果人是歷史地構成的，那他的自然意象便是動態的。數字作為對既成之物的確定評價，在非歷史的人的情形中是度量，在歷史的人的情形中則是函式。一個只是對現在的東西的度量，一個只是對有過去和未來或者說有一個過程的東西的探究。而這一差異的結果便是：運動問題的內在不連貫性在古典理論中被掩蓋起來了，而在西方理論中被推到了前景中。
歷史是永恆的生成，故而也是永恆的未來；自然是既成，故而也是永恆的過去。可是在這裡，似乎發生了一個奇異的逆轉——生成已經失去了其之於既成的優越性。當人類的才智從自己的領域即既成中往後看的時候，則生命的方面便會顛倒過來，承載著目標與未來的命運的觀念，轉變成機械的因果原理，而這一原理的重心，則在於過去。於是，空間的經歷被提升到瞬時的生命之上，而時間，則被空間的世界系統中的長度所取代。然而，既然在創造性的經驗中，廣延出自於方向，空間來自於生命，則人類知性把生命當作是一種進入無機空間的歷程，顯然只是一種想象。生命把空間視作是在功能上屬於自己的一種東西，而心智卻把生命視作是空間中的一種事物。命運會問：“往何處去？”，因果律會問：“自何地而來？”故而，所謂建立一個科學的系統，意味著從既成的和已經實現的事物出發，沿著一個機械地構想的過程倒溯回去，也就是透過把生成變化的過程處理為一種空間的長度，以追尋“原因”。但是，人是不能往回生活的，而只能往回思考。時間和命運其實是不能逆轉的，所能逆轉的，只是物理學家所謂的“時間”，他把他公式中的時間視作是可以分割的量，尤其是一種否定性的或想象的量。
這一乖謬的困境一直是存在著的，儘管很少有人看出這是天生的和必然的。在古典科學中，愛利亞學派拒絕承認在運動中來思考自然的必然性，為此，他們提出了一個邏輯的觀點，認為思維即是一種存在，並由此推論，被認知物與廣延是同一的，故而知識與生成過程是不可相容的。他們的批評一直未被反駁，也不能反駁。但是，他們並不能阻礙古典物理學的演進，因為古典物理學是阿波羅式的心靈的一種必然的表達，故而超乎一切邏輯困難之上。而在巴羅克時代由伽利略和牛頓所奠定的所謂“古典”力學中，也一再基於動力學的思路，尋求對運動問題提出一種無懈可擊的解答。一種覺得自己的自我受到某個困難的威脅的思想，以其不知疲倦的全部激｜情一直在反覆闡述著力的概念，這一闡述的歷史不過就是為了給運動找到一種無懈可擊的、數學的和理論的形式而作出努力的歷史。其最後一次嚴肅的嘗試——像其他各次嘗試一樣，必然要歸於失敗——即是赫茲作出的。
赫茲沒有找到所有困惑的真正源頭（迄今還沒有一個物理學家做到了這一點），他企圖整個地消除力的概念——他覺得，一切力學體系中的謬誤應在這樣或那樣的基本概念中去尋找，這是正確的——而把整個的物理學圖象建立在時間、空間和質量這三種量上。但是，他沒有發覺，時間本身（作為一種方向因素，它呈現在力的概念中）是一個有機的要素，沒有了它，就不可能表達出動力學的理論，可是有了它，就不可能獲得清晰的答案。進而言之，撇開這一點不說，力、質量和運動的概念所構成的乃是一個教條式的單位。它們互為條件，以致應用其中的任何一項，自一開始即已暗中牽涉到另外兩項。有關運動問題的整個阿波羅式的概念，即已暗含在根詞αρχη（始基）當中；而有關它的整個西方的概念則暗含在力的觀念中。質量的觀念只是力的觀念的補足物。牛頓——具有一種深刻的宗教氣質——在闡明“力”和“運動”這兩個詞時，說到質量是力的附著點，是運動的承載者，這也只是表達了一種浮士德式的世界感。13世紀的神秘主義者也是這樣來想象上帝及其與世界的關係的。牛頓在他的名言“假設不是杜撰”（hypotheses non fingo）中無疑拒斥了形而上學的要素，但同時，他在建立他的力學的時候徹頭徹尾地是形而上學的。力即是西方人的機械的自然圖象；就如同意志之於他的心靈圖象，以及無限的上帝在他的世界圖象中的地位一樣。物理學的這三種基本觀念遠在第一位物理學家誕生之前，即已根深蒂固，因為它們是深植在我們的文化最早期的宗教的世界意識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