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空間的宇宙同地球的關係。並且那時，浮士德式的世界意識內部的政治張力第一次得到了釋放。對於希臘人來說，希臘就是且永遠是地面上最重要的部分，但隨著美洲的發現，西歐成為了一個巨大整體中的一個行省。從此以後，西方文化的歷史具有了地球的特徵。
每一文化都擁有一個固有的家和祖國的概念，這一概念是難以理解的，是無法訴諸於語言的，它充滿了晦澀的形而上的關係，但它的傾向是清楚明白的。把有形的和歐幾里得式的個體同城邦聯結在一起的古典的家的情感正好是北方人的謎一般的“鄉愁”（Heimweh）的反題，後者具有某種音樂性的成分，是崇高的和非世俗的。古典人把他從他本地城市的衛城所能看到的東西認作是“家”。雅典的地平線終止的地方，是另一個陌生的、充滿敵意的、“祖國”的地平線開始的地方。甚至晚期共和國時代的羅馬把“patria”（故鄉）理解作不過是Urbs Roma（羅馬城），甚至不是拉丁姆，更不是義大利。古典世界，隨著它走向成熟，把自己融入了一個大量的point…patriae（故鄉點），它們之間的實體性的分離的需要產生的仇恨的形式比蠻族帶來的任何仇恨還要激烈得多。因此，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承認所有行省都可以享受羅馬公民權，可以說是麻葛式的世界感取得勝利的所有證據中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因為這一授予根本上廢除了古代的、雕塑般的公民觀念。現在有了一個王國，因此有了一種新的成員。羅馬的軍隊概念也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在真正古典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我們所講的普魯士軍隊（Army）意義上的羅馬軍隊，而只有“兵團”（armies），也就是像（如我們所說）軍團一樣的確定構成，是有限的和可見的當下的實體，透過指派一個Legatus（督訓官）去進行指揮——例如可以是exercitus Scipionis（訓練有素的西庇阿家族）、Crassi（克拉蘇家族）——但決不會是exercitus Romanus（訓練有素的羅馬人）。正是那位透過敕令廢除了“羅馬公民權”的觀念和透過把所有外來的神靈等同於羅馬公民的神靈而剷除了羅馬公民的神靈的卡拉卡拉，創造了非古典的和麻葛式的帝國軍隊觀念，某種體現為獨立的兵團的東西。這些兵團現在具有了某種意義，而在古典時代，它們毫無意義，僅僅就是存在著。古代的“fides exercituum”（嚴格磨練）被按照名單進行的“fides exercitus”（嚴格操練）所取代，並且我們所具有的，不是每一個兵團所特有的並受到其督訓官儀禮式的尊重的個體的被想象為實體的神靈，而是所有兵團所共有的一種精神原則。在相同意義上，東方人——而且不僅僅是基督徒——的“祖國”情感在帝國時代也經歷了這樣的意義變化。阿波羅式的人，只要他仍保持著他固有的世界感的任何有效的殘餘，就會在真正有形的意義上把“家鄉”看作是他的城市賴以建立的基礎——這個概念讓人想起阿提卡悲劇和雕塑的“地點的統一”。但是，對於麻葛式的人來說，對於基督徒、波斯人、猶太人、“希臘人”、摩尼派、聶斯脫利派和穆罕默德信徒來說，它沒有任何可與地理現實聯絡起來的意義。而對於我們來說，它意味著自然、語言、氣候、習慣和歷史的不可見的統一——不是大地而是“鄉村”，不是點式的在場而是歷史的過去和未來，不是一個由人、住所和神靈組成的單位而是一種觀念，這一觀念在無有止息的漫遊中、在深刻的孤獨感中定型，這一觀念最好的遺蹟，就是古代德國人對南方的衝動，從薩克森王國的皇帝到荷爾德林和尼采。
因此，浮士德文化對擴張（extension）——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精神的——有著難以遏制的偏好。它想要——沒有任何實際的目標，僅僅是為了象徵本身——抵達北極和南極。它透過把全球轉變成一個單一的殖民體系和經濟體系而走向了終結。每一個思想家，從邁斯·艾克哈特到康德，都曾想使“現象的”世界從屬於認知性的自我自封的支配權，每一個領袖，從鄂圖大帝（Otto the Great）到拿破崙，也是如此。他們的野心的真正目標是無邊的；同樣地，偉大的法蘭克王國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野心在於世界君主制，格列高裡七世和英諾森三世、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在於“日不落帝國”，今日的帝國主義為了帝國主義的野心而爆發了世界大戰，且將繼續為此而爭鬥很長一段時間。古典人出於內在的原因而不可能是一個征服者，儘管有亞歷山大的帶有浪漫氣息的遠征——因為我們完全可以分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