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象。他們的天性本來是十分女性氣的，可也有獸性的一面——一種重新界定的、屬於他們自身的獸性——希臘人的野蠻就屬於這一種。但是，在北方，薩克森、法蘭克尼亞和霍亨斯陶芬的偉大皇帝，皆出現在文化的肇始時期，其周圍則環繞著獅王亨利（Henry the Lion）和格列高裡七世這樣的巨人。接著出現了文藝復興、紅白玫瑰黨之爭、胡格諾戰爭、西班牙征服者、普魯士選帝侯和國王、拿破崙、俾斯麥、羅得斯等各樣的人物。還有什麼其他文化曾出現過相似的人物嗎？在整個希臘歷史中，何時有過類似於1176年這麼有力的場景呢？——以萊尼亞諾戰爭（Battle of Legnano）作為前景，以偉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偉大的韋爾夫王朝（Welf）突然揭開的爭端為背景。大遷徙時期（Great Migrations）的英雄、西班牙的騎士、普魯士的紀律、拿破崙的精力——古典文化又有多少這樣的人和事呢？還有，在浮士德道德的盛期——從十字軍到世界大戰的時期——我們在何處見到過“奴隸道德”、逆來順受、助祭的博愛（deaconess’s Caritas）這樣的東西？它們只存在於這個時期虔誠而恭敬的道德言辭中，在別的地方根本沒有。那些典型的僧侶，本身就是浮士德式的；想一想古代德意志帝國的那些在馬背上領導他們的教徒投入血腥的撕殺的大主教，或那些強行要使亨利四世、腓特烈二世這樣的人馴服的教皇；想一想奧斯特馬克（Ostmark）的條頓騎士團，想一想路德在古代北方的異教世界挑起的對抗羅馬教廷的挑戰，想一想塑造法國的那些偉大的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馬紮林（Mazarin）、夫勒裡］。那就是浮士德式的道德，如果我們無視其在西歐歷史的整個領域中的影響，那必定是對其真實的情形視而不見。在這些偉大的例證中，有一種世俗的激｜情，表現了一種使命意識，只有透過它們，我們才能理解浮士德式的道德的那些偉大的精神激｜情，那些勇往直前、不可阻擋的博愛（Caritas），那是一種動力學的博愛，全然不同於古典的中庸和早期基督教的溫柔。在德國神秘主義者、德國和西班牙騎士團、法國和英國加爾文派所實踐的那種憐憫中，總有一種強硬性（hardness）。在俄羅斯，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將一個心靈融入眾多心靈的兄弟之愛的博愛型別；而在浮士德式的心靈中，博愛乃是一個心靈超出其他心靈之上。在這裡的定則也是“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從）。而個人的博愛，只是為了要在位格的上帝面前證明自己是一個個體而實施的。
這就是為什麼“憐憫”的道德在日常意義中自有這個詞以來就一直受到我們的尊敬，有時還成為思想家所希望的東西，但卻從來沒有實現的原因。康德下定決心要拒斥它，事實上，它與“範疇的律令”完全是牴觸的，根據那一律令，生命的意義乃在於行動，而不在於聽任柔弱無力的意見。尼采的“奴隸道德”是一個幽靈，他的主人道德則是一個現實。它不需要定則去保證它的效能——它就存在於此，它不同於古代的定則。脫去他的浪漫主義的善變的面具和他的超人的模糊的幻象，他所謂的“人”剩下的就只是浮士德式的人本身，這種人今天是，甚至在傳說的年代，就是一種有能量的、必然的和動力學的文化的典型人物。不論在古典世界中可能是怎麼樣的，我們的時代的偉大而卓越的實幹家都是這樣的偉大實幹家，他們的超前思想和關切會影響千百萬人，會影響偉大的政治家和組織者。“一種高階人類，由於其在意志、知識、財富和影響上的巨大優勢，使他們能夠利用民主制的歐洲作為他們最上手、最靈活的工具，來插手地球的命運，同時作為藝術家去塑造‘人’自身。夠了——當人們拋掉以前的東西而重新學習政治的藝術的時候，這個時代就到來了。”尼采在一篇比已完成的著作凝練得多的未刊稿中如是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我們必須培植自己的政治才能，否則就會被因為舊的選擇錯誤而強加於我們的民主制所毀滅。”蕭伯納在《人與超人》中也如是說。儘管蕭伯納的哲學視野總體上是有侷限的，但他比尼采更具實踐才幹和更少意識形態限制，在《巴巴拉少校》中，百萬富翁安德謝夫特（Undershaft）的形象把超人理想翻譯成了現代的非浪漫主義的語言［事實上，現代也是尼采的真正源泉，儘管他是透過馬爾薩斯（Malthus）和達爾文而間接地論及到它］。正是具有偉大風格的這些講求實際的人，才是凌駕於其他人的命運之上的權力意志在今天的代表，因而也是一般的浮士德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