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切那些與我們共處的人，關切我們身後各代的人——的基本情感即是它無處不在的標誌。因此，在我們看來，在埃及文化的某些方面，也有某種社會主義的東西，而相反的傾向，如個體的泰然自若、無慾無求、靜態的自足，則讓我們想起印度倫理和由它所塑成的那種人。佛陀座像（“眼簾低垂”）和芝諾的不動心並非全然格格不入。古典人的倫理理想在他的悲劇中有所體現，在悲劇的淨化作用中有所揭示。在其最深刻的意義上說，這意味著阿波羅式的心靈的淨化，意味著它擺脫了那些不是阿波羅心靈的東西的重負，而不是擺脫了距離和方向的要素。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承認斯多葛主義不過是它的成熟形式。戲劇在莊嚴的時刻所產生的效果，即是斯多亞學派希望向整個生命領域傳播的東西；也就是，雕塑般的自持和無意志的心態。因而，καθαρσιs（淨化）這個概念不是跟佛教的涅槃理想十分相似嗎？——後者成為佛教的要義無疑是十分“晚的”，但其作為一個本質卻是貫穿於印度歷史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吠陀時代。還有，這種相似性不是使理想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