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部分(3 / 4)

小說:西方的沒落 作者:蝴蝶的出走

我們的醒覺存在的倫理基礎。我們時常在作為科學的倫理學和作為責任的道德之間作出某種口頭的區分,但是,正如我們所理解的,責任的核心並不會由此而產生出來。如同文藝復興不能復活古典的動機或從阿波羅式的動機中產生出除一種南方化的哥特動機、一種反哥特的動機之外的任何東西一樣,我們也不能使某個人皈依一種外在於他的存在的道德。我們今天可以把價值重估�ansvaluing)說成是我們全部的價值;我們作為世界都市市民可以“追溯到”佛教或異教或一種浪漫主義的天主教;我們可以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樣支援一種個人主義,或像社會主義者那樣支援一種集體倫理——但儘管如此,我們所做的、所願望和所感覺的都是同樣的東西。皈依神智論�eosophy)或自由思想派(Freethinking)或現今從自稱的基督教到自稱的無神論(或相反)中的任何一種,都只是語言和概念的改變,是宗教的或理智的表面的改變。我們的這些“運動”,沒有一種改變過人。

為所有的道德建立一種嚴格的形態學,乃是未來的一個任務。在這裡,尼采又一次是向新的立場邁出本質的一步的第一人。但是,他沒能考察他自己的條件,即思想家自己將置身於“善與惡之外”。他既想做一個懷疑論者,又想做一個先知,既想做一個道德批評家,又想做一個道德的傳福音者。那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只要他還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就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心理學家。在尼采這裡也是一樣,就算把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全加在一起,他最遠也只是走到了門口——並且還是站在門外。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做得比他更出色。我們面對巨大的財富——既包括道德方面的,也包括其他形式語言方面的——茫然不知所以然。甚至那位懷疑主義者都無法領會他的任務;歸根結底,和其他人一樣,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概念,來作為衡量其他東西的標準,那一概念也受到他的特殊氣質和私人趣味的影響。現代的革命者——施蒂納(Stirner)、易卜生、斯特林堡、蕭伯納——也都是一樣的;他們只是設法隱瞞了新公式和口號背後的事實(不僅對自己隱瞞,也對他人隱瞞)。

但是,一種道德,就像一尊雕刻、一首樂曲、一幅繪畫一樣,也是表現某種生命感的自足的形式世界;它是一個根本上不可改變的論據,一種內在的必然性。它在其歷史週期的範圍內永遠是真實的,超出了那一週期,就永遠是不真實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對於詩人、音樂家或畫家來說,他們的那些個作品都是有機的單位,對於我們稱之為文化的高階個體來說,它的那些個藝術門類也都是有機的單位;油畫作為一個整體,裸體雕塑作為一個整體,復調音樂作為一個整體,充滿韻律的抒情詩作為一個整體,等等,全都是時代的,諸如此類的這些東西都可以說是生命的重要象徵。在文化的歷史中,跟在個體生存的歷史中一樣,我們處理的是可能事物的現實化;這就是內在精神生成為一種世界的風格的故事。在這些偉大的形式單位——它們自行成長,自行完成,並在一系列預先決定的人類世代中走向終結;它們在經過幾個世紀之後,將不可逆轉地走向死亡——的身旁,我們可以看到一組浮士德式的道德以及全部阿波羅式的道德也作為高階的個體而存在著。它們之所是,即是它們的命運。它們是論據,揭示(或科學洞識,正如事實所表明的)只是使它們以一定的形態顯示給意識。

有某種幾乎不可描述的東西把從赫西俄德(Hesiod)和索福克勒斯到柏拉圖和斯多亞學派的所有理論集合在一起,並把它們集體地同從阿西西的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和阿伯拉爾(Abelard)到易卜生和尼采所教導的東西對立起來,甚至耶穌的道德教諭也只是一個普遍道德的最崇高的表現,這個普遍道德在馬西昂(Marcion)和摩尼、斐洛和普羅提諾、愛比克泰德(Epictetus)、奧古斯丁和普羅克洛(Proclus)那裡獲致的是不同的形式。所有的古典倫理學都是姿態的倫理學,所有的西方倫理學都是行為的倫理學。另外,所有的印度倫理學體系和所有的中國倫理學體系也都形成了各自的世界。

第十章 心靈意象與生命感(7)

我們所知道或能夠想象得到的每種古典倫理學都把人建構為一個個體的靜態實存,建構為眾實體中的一個實體,而所有西方的道德價值體系則把人當作在一個無窮整體中的影響的中心。所謂的倫理社會主義,其實不過是一種超距作用的情感,亦即是第三向度的道德情感;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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