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壞（αδιαφορα）。在希臘，如同有一個諸神的萬神殿一樣，也有一個道德的萬神殿，正如伊壁鳩魯學派、犬儒學派、斯多葛學派的和平共處所顯示的；但是，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雖則公開聲稱超越了善與惡——自始至終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中，眼看著人類非他所願地生活著，他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和完全非古典的慾望，想窮畢生之力去“改造”他們——當然，“改造”這個詞是在他自己的意義上、且只是在那個意義上使用的。那構成倫理一神論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全新的和深刻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內容的，正是這種東西，正是這種普遍的價值重估。所有的世界改良者，都是社會主義者。故而，根本沒有什麼古典的世界改良者。
道德律令作為道德的形式是浮士德式的，且只是浮士德式的。叔本華在理論上否定生命意志，或者說尼采決計肯定它，這根本就不重要——這些都只是表面的差別，是個人趣味和品性使然。重要的是使叔本華成其為倫理現代性之先驅的東西，那就是，他也覺得整個世界是意志，是運動、力量和方向。這一基本的情感，不僅是我們的倫理學的基礎，它本身就是我們的全部倫理學，其餘的都只是私生子。不僅我們所謂的能動性，而且我們所謂的行動，都徹頭徹尾地是歷史的概念，充盈著方向能量。它們是存在的證明，是存在的獻詞，因為那種人的自我具有朝向未來的傾向，覺得當下時刻的現在並不是充盈的存在，而只是偉大的生成複合體的一個劃時代、一個轉折點——進而還覺得當下時刻的現在作為一個整體，既是他個人的生命，也是歷史的生命。這一強力和獨特的意識乃是更高階的浮士德式的人的標記，但是，哪怕是在其最不重要的族類中，也不是全然沒有這種意識；而且，正是這種意識，能把浮士德式的人的最微不足道的行為同 每一古典的人的行為區分開來。它也是性格與風度、有意識的生成與單純受動的雕塑性的既成、悲劇中意志與承受磨難之間的區分所在。
在浮士德式的人的眼裡，在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一個目標的運動。他自己也只能在那種狀況下生活著，因為對他而言，生活就意味著鬥爭、征服，意味著去贏得勝利。為生存而鬥爭作為一種理想的生存形式，甚至在哥特時代就出現了（它顯然是那個時代的建築的基礎），19世紀並沒有發明它，而只是把它變成了機械的…功利主義的形式。可是，在阿波羅式的世界中，並沒有這種方向性的運動——赫拉克利特的“生成”［ηοδοs ανω κατω（上升和下降的道路）］中那種既無目的亦無目標的上升下降與此無關——那裡沒有“新教主義”，沒有“狂飆與突進”，沒有倫理的、理智的或藝術的“革命”，去攻打和摧毀那存在之物。愛奧尼亞風格和科林斯風格出現在多立克風格之側，並沒有提出任何唯一而普遍的有效性的訴求，但是，文藝復興就排斥了哥特風格，古典主義就排斥了巴羅克風格，每一種西方文學的歷史都充滿了針對形式問題的鬥爭。甚至我們的修道院制度，及其聖殿騎士、方濟各會士、多明我會士等等，也都是作為一種盟會運動形成的，與早期基督教隱修院的“苦修”構成鮮明對比。
要背叛浮士德式的生存的這種基本形式，更別說改變它，那完全超出了浮士德式的人的能力。甚至在反對這種形式的努力中，也是以此為前提。有的人反對“進步的”觀念，但他始終把他的鬥爭視作是一種進步。另一些人致力於“復辟”，但他的意圖事實上是發展的一種延續。“非道德”只是一種新的“道德”，同樣會提出第一性的訴求。權力意志即是不寬容——這就是浮士德式的追求統治的意志。相反，阿波羅式的情感及其由共存的各別事物組成的世界，事實上是寬容的。但是，如果說逆來順受或寬容與無意志的不動心（Ataraxia）是一致的，那麼，對於西方世界及其無限的心靈空間的唯一性（oneness）和它的張力結構的獨一性（singleness）來說，那或者是自我欺騙，或者就是衰落的標誌。18世紀的啟蒙運動強調對形形色色的基督教信條之間的差別要寬容，也就是，不要為此操心，但是，就它自身與整個教會的關係而言，一當它獲得了別的方面的權力，立刻唯獨就沒有寬容。浮士德式的能動的和強力意志的本能，在傾向上跟它自己的哥特式教堂一樣，是垂直的，跟它自己的“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從）一樣，是直率的，它只關注距離和未來，它也要求對它固有的能動性要寬容，但只對此寬容，也就是，要給此留有餘地或空間。例如，請看一下：當城市民主制要求賦予自己無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