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披著浪漫主義的偽裝。
1886年，易卜生：《羅斯莫莊》；尼采：《善與惡的彼岸》。
1887～1888年，斯特林堡：《父親》和《朱麗小姐》。
從1890年起，時代的結語臨近了。出現了斯特林堡的宗教作品和易卜生的象徵主義作品。
1896年，易卜生：《約翰·加伯利·伯克曼》；尼采：《超人》。
1898年，斯特林堡：《到大馬士革去》。
從1900年起為最後的現象。
1903年，魏寧格（Weininger）：《性別和性格》；這個時代裡唯一一部認真嘗試復活康德的著作，並把康德同瓦格納和易卜生關聯起來。
1903年，蕭伯納：《人與超人》；達爾文和尼采的最後綜合。
1905年，蕭伯納：《巴巴拉少校》；可回溯到其經濟根源的超人的型別。
由此，倫理時期隨同形而上學一起耗盡了自身。以費希特、黑格爾和洪堡（Humboldt）為鋪墊的倫理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葉左右達到了其巍峨的巔峰，到世紀末則進入了重複的階段。20世紀儘管仍保留著社會主義這個詞，但倫理哲學已經為一種日常的經濟學問題的實踐所取代，只有追隨者（Epigoni）還以為那種倫理哲學可以有進一步的發展。西方的倫理氣質將一直是“社會主義的”，但它的理論不再成為一個問題。西方哲學還可能有第三個且是最後一個階段，那就是觀相的懷疑主義的階段。世界的秘密相繼以知識的問題、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