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上，這個方面是二者所共有的，一個在其中看到的是生命意志，另一個則把這意志看作是為生存的鬥爭。在其《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一文中，尼采還在用進化表示一種內在的成熟過程，但“超人”則被看作是進化作為機械力的產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則是無意識地對抗《帕西伐爾》或者說兩個福音傳教士相互敵對的一種倫理上的結果，可後者在藝術上還整個地支配著前者。
但是，尼采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然他對社會主義一無所知。不是他的口號，而是他的本能，是社會主義的，是實踐的，他的目標是歌德和康德從未花一點心思想過的人類的福利。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的分離只是人為的和表面上的。正是這一點使得蕭伯納在《人與超人》（是他在過渡時期創作的最重要、最有意義的作品之一）的第三幕中可以透過細微可實際上完全合乎邏輯地轉向“主人道德”的傾向以及對超人的構想來達致他自己的社會主義所特有的高潮。在這裡，蕭伯納只是以無比的明確性和對普通事物的充分關注表現了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未完成稿以瓦格納式的戲劇性的和模糊的浪漫主義風格所說過的東西。我們在尼采的論證中所發現的，只是社會主義的實踐基礎和後果，這些東西都是出自現代公共生活的結構的必然性。尼采在一系列模糊的觀念，如“新價值”、“超人”、“世界感”中舉棋不定，他拒絕或害怕賦予它們更確定的形態。可蕭伯納卻這麼做了。尼采發現，達爾文式的超人觀念會引出繁殖（breeding）的概念，但他就此止步，讓它處在一種誇誇其談的階段。蕭伯納則探詢了那一問題——因為若是對它什麼也不做，那在談論它的時候就會無的放矢——因此他問道：如何才能達致繁殖？並回答說，為此就需要把人類變成一個配種站。但是，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這僅僅是暗含的結論，尼采還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去得出這個結論，或者說他太挑剔，而不願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我們非要談論系統的繁殖——一個完全唯物主義的和功利主義的概念——就必須準備回答這樣的問題：誰能繁殖，在哪裡和如何繁殖？但是，尼采太浪漫了，以致無法面對過於散文化的社會結果，無法讓詩人的觀念去接受事實的檢驗，他忘了說：他的整個學說作為達爾文主義的一個分支是以社會主義為前提，進而要以社會主義的強迫（compulsion）作為手段；一種高階人類的系統繁殖需要以一個嚴格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作為先行條件；這一“狄奧尼索斯式的”觀念，就其包含著一種共同的行動而不僅僅是超拔的思想家的私人事務而論，是民主的，不論你怎麼理解它。這就是“你應當如何”的倫理力量的極致；為了把他的意志的形式強加於世界，浮士德式的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
超人的繁殖必定伴隨著“選種”（selection）的概念。尼采從他寫作格言的時候起，就不自覺地是達爾文的學生，但達爾文自己則是根據馬爾薩斯的政治經濟學的趨勢重寫了18世紀的進化觀，並把那種趨勢投射到高等動物的世界中。馬爾薩斯研究了蘭開夏（Lancashire）棉紡工業；1857年，我們就已經在巴克爾（Buckle）的《英國文明史》中看到了一個只適用於人而不適用於動物的完整體系。
換句話說，浪漫派的這最後一位代表的“主人道德”的源頭——可能很奇怪，但十分有意義——恰恰就是所有理智的現代性的源頭，是英國工廠的氛圍。被尼采當作文藝復興的一種現象加以接受的馬基雅弗利主義與達爾文的“模仿”概念十分近似（甚至有明顯的關聯）。事實上，那也是馬克思（馬爾薩斯的另一位著名信徒）在政治的（而非倫理的）社會主義的聖經《資本論》中探討的東西。這就是“統治者道德”（Herrenmoral）的譜系學。被移植到現實主義的、政治的和經濟的領域的權力意志，在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中找到了它的表達形式。無疑，尼采作為一個個體，已站在了這個倫理哲學家系列的最高峰，但是在這裡，蕭伯納，這個黨派政治家，是作為一個思想家才接近尼采的高度的。在今天，權力意志是由公共生活的兩極——勞動階級和金融巨頭及智慧階級——代表著，並且比曾經的博爾吉亞家族更為有效。蕭伯納最優秀的喜劇中的百萬富翁安德謝夫特是一個超人，儘管尼采這個浪漫主義者決不承認他的理想會是這樣一個形象。尼采一直在談論重估一切價值，一直在談論“未來”的哲學（附帶說一句，這僅僅是西方的未來，而不是中國或非洲的未來），但是，當他的思想的迷霧居然從狄奧尼索斯的遙遠精神中冒出來並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