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危�迪值酃�鬧亟ā�
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個時期，斯賓格勒就已預感到了希特勒及其國家社會黨的危險。斯賓格勒的種族思想是被後來的人們——例如卡西爾——誤解得比較深的理論之一，他的種族觀念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與納粹主義的種族主義還是有甚多相左之處。早在1922年《西方的沒落》第二卷中，斯賓格勒就已經明確地指出，種族乃是經由一種共同的生命經驗、一種共同的世界感而產生的一個共同體，它與血統、生物遺傳甚至語言並無必然聯絡。而在1924年的多次演講中，他直指希特勒及其國家社會黨的雅利安人種理論和種族神話，認為它們不過是19世紀達爾文主義的殘餘渣滓，是一種卑鄙的種族仇恨。他指出，納粹黨以衣著顏色和徽標、遊行和煽動性的演講、誇張的宣誓和庸俗的音樂來激起青年的政治熱情，乃是對年輕一代的毒害，是一種危險的訊號。在他看來，希特勒並不是領導真正的民族革命的“英雄”，而不過是像歌劇中扮演主角的男高音。
然則，這時的魏瑪共和國已漸入正軌，雖然保守派和革命派對議會民主制仍是心懷不滿，但也只能作為既定現實無奈地加以接受，更何況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復甦已經使人們對危言聳聽的“沒落”論調不感興趣了。因此，雖然斯賓格勒苦口婆心，但他的那些高蹈的觀念註定是曲高和寡。黯然之中，第二年（1925年），斯賓格勒又回到了他的觀念的世界，繼續形而上學的思考。
《西方的沒落》第二卷題為“機器”的最後一章，應當說是全書中寫得最為薄弱的一章，這不單是因為這一章篇幅最為簡短，論點曖昧不清，更在於它缺乏前此各章那種縱橫捭闔的大氣，那種貫古論今的雄渾。也許是意識到了這一結尾章的倉促，1931年，斯賓格勒出版了《人與技術》一書，從人類學的角度追述了技術與人類生活的發展的關係，即從前文化時期的部落生活的武器運用到現代文明社會的技術擴張，並著力描述了今日技術時代的世界圖象：技術發明不再僅僅是為了實用，而只是為技術而技術，最終使人成為了技術的奴隸；操作機器的工人反對機器的發明者；推動技術進步的力量日趨僵化，等等，因此最後，那些有色人種將利用西方世界極力傾銷到他們那裡的技術作為打擊浮士德文明的武器，來征服和摧毀西方的白色人種，而西方人在此一征服中，只能坐以待斃，全無解救的指望，就像古羅馬守衛龐貝古城計程車兵，當維蘇威火山爆發的時候，他們因不知自救而死在崗位上。《人與技術》更像是對於西方文明的一首絕唱，其濃郁的悲觀色調和過於主觀的未來臆測更像是一個為末世幻象所糾纏的祭司的心靈譫妄。
步入30年代後，魏瑪共和國的短暫生命也告壽終正寢，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甚囂塵上，以希特勒為黨魁的國家社會黨正在逐步攫取國家權力。面對這樣的時局，憂心忡忡的斯賓格勒又一次涉足於政治。1933年，他出版了《關鍵的時刻》一書，再次對納粹黨的種族理論加以拒斥，對德國人的政治狂熱善言相勸。但是，《關鍵的時刻》是一部思想傾向曖昧不清的著作，其中雖表示了對德國納粹的種族主義的不屑，可他卻對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表現出了某種有限的認同，稱墨索里尼是西方文明的“愷撒主義”時期強人政治的代表；尤其是，他還把“白色人種”和“有色人種”對立起來，強調歐洲世界應團結起來，去應對外部民族的戰爭威脅，而德國在這一反抗有色人種革命的鬥爭中，理應充當先鋒，因為德國人是白種人中最有血氣、最強壯的種族，其原始的好戰的傳統美德將可為抵抗新的野蠻人、捍衛西方的浮士德文明發揮最重要的作用。
《關鍵的時刻》剛出版時，並未受到納粹黨人的注意，所以在很短的時間裡，銷路直線上升。直到三個月以後，納粹當局才明令禁止該書的發售，並不準所有報章雜誌提及斯賓格勒的名字。他又一次退回到書齋，繼續他在20年代即已開始的形而上的歷史研究。1935年，他發表了生前的最後一部著作《歷史世界》，探討人類最早期的文化發展。但這本書更像是一個未完成稿，對歷史的認識也了無新意，那個靠觀相的直覺進行歷史思考的思想家已血氣耗盡，暮年的氣象已赫然紙上。
1936年5月8日，斯賓格勒因突發心臟病溘然去世，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就這樣走完了其孤獨的一生。
二、斯賓格勒的思想譜系
雖然說斯賓格勒直言他的哲學是為20世紀、為未來而寫，可他地地道道地是“屬於”19世紀的哲學家。請比較一下他跟同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