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另外兩位深深影響著20世紀的德國人吧！這就是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前者的《釋夢》出版於1900年，後者的《存在與時間》出版於1927年，雖則兩者之間少有交叉之處，但他們應屬於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同時代人”，他們的論題、他們的方法、他們的思想，不論與傳統的淵源有多深刻，無一不是20世紀的，或者說是在20世紀的精神風格和思維型別上所進行的建構。可斯賓格勒的哲學，不論在觀念上、方法上，還是在表述風格上，皆是紮根於19世紀的，即便其具有革命性的比較形態學觀念，也流淌著19世紀德國思想的血液。因此，對於斯賓格勒而言，為他的思想作一譜系學的梳理，就遠不只是提供一個外在的理論背景的問題，而是這本身就是對他的一種理解。
斯賓格勒稱他的哲學為“世界歷史形態學”，這一形態學的確立有待於三個概念。第一，作為一個有機體的“生命”概念，即把“生命”或宇宙存在視作是一個有機的活物，有生有死，有其節奏和命運，亦有其綿延的週期和表現的形式，不論是植物的生命，還是人的生命，莫不如此。第二，作為一種形態學的“文化”概念。就是說，有意識的生命作為一種活的存在總是要表現自身，文化即是生命表現的容器，是貫穿於過去與未來的人類歷史的基本現象，每一文化的本質與命運皆是與生活於該文化中的生命的種族性相聯絡的，生命把自身表現為各種形式，形成為各種象徵，而這些形式和象徵作為生命歷史的基本現象，在同一文化整體中構成為一種形態學的關係。故而，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與數學方面之間，宗教概念與技術概念之間，數學、音樂和雕塑之間，經濟學與認知形式之間，都顯示出一種深刻的形態學的關係，並以這樣的關係象徵性地體現著特定人類的生命本質。第三，作為一種比較形態學的“世界歷史”的概念。斯賓格勒認為，所謂的世界歷史，即是各種文化的“集體傳記”。如同生命是一個有機體一樣，每一種文化也是一個有機體，它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慾、自己的願望和情感以及自己的死亡，當這些東西把自己訴諸於各種形式和象徵的時候，就形成了各自文化的觀相的方面，或者說各自文化有關世界的歷史圖象，由此，斯賓格勒說，世上不只有一種雕刻、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學，而是有很多種，在本質的最深處，它們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生命期限，且各自獨立；並且，如同每個生命都要經歷從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一樣，每一文化也都要經歷這樣的階段，而在同一階段，不同生命的文化表現總是相同的，因為它們有著生物進化意義上的“同源性”，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間，就具有了“類比”的可能性，只要我們具有一種觀相的慧眼，便能找到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不同文化之間的這種“同源”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賓格勒又把他的“世界歷史形態學”稱之為“文化的比較形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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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三個概念正好顯示了斯賓格勒的三個面相，即斯賓格勒作為一個生命哲學家、作為一個文化哲學家和作為一個歷史哲學家。我們對於他的精神譜系的梳理就從這三個方面入手，不過順序作了一個顛倒，因為在這三種形象中，“歷史哲學家”和“文化哲學家”是他顯特色的一面，而“生命哲學家”是他最乏善可陳的一面。
先看他作為歷史哲學家的一面。
歷史作為對過去事件的記述古已有之，但歷史哲學作為對歷史的意義、歷史理解的性質及歷史認識的方法的一種“形而上”思考，卻是近代以後的事。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末，西方歷史科學及歷史觀唸的發展經歷了諸多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體現在歷史哲學中便是各種觀念的更迭，如世界主義的史學與民族主義的史學、實證主義史學與思辯的史學、政治史與文化史、進步論的史學模式與歷史主義的史學模式，等等。
一般地，義大利學者維柯的《新科學》（1725年）的面世被視作是近代歷史哲學出現的標誌，然則，在18世紀，主宰著歐洲歷史研究的乃是法、德兩國的啟蒙主義史學，雖然皆名之為“啟蒙主義史學”，但在基本傾向和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前者是一種批判的理性主義史學，一方面以進步論的觀念對（過去）歷史採取一種非歷史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則是懷著對普遍必然性的確信深信人類歷史的發展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後者則是一種同情的歷史主義史學，強調沿著維柯的道路，擯棄法國式的抽象的理性原則，以移情的方式去理解人類的各種歷史和文化。德國的這種歷史主義傾向到19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史學中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