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後達到因敵制勝的目的。
應當看到,樸素的系統論不僅是中醫學、傳統兵學的精髓,也是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的精髓,它是迥別於西方哲學的。瑞典系統論專家普里高津曾經指出:“中國的傳統學術思想是著重於研究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協調和協合。”他的看法是非常中肯的。
再次,從指導思想上看,醫學與兵學更是有著許多共同點。
一是防病如防敵。對於疾病,醫家主張“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只有那些能預防或減少疾病發生的醫生,才能稱得上是良醫。對於敵人,兵家主張,“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孫子兵法?九變》),平時就要有備無患,“立於不敗之地”。這樣的將帥也才能被稱為良將。良醫本著治病如治寇的負責精神,因而能夠高度重視對疾病的預防,做到防微杜漸,加強防範。
二是擇醫如用將。南齊褚澄說得好:“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褚氏遺書》)打仗要委派良將指揮,治病要選求良醫診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國古代所謂良將必須“智信仁勇嚴”五德兼備,也就是說,必須德才兼備,智勇雙全。只有將才而無武德的將領只能稱為“名將”而不能稱為“良將”。同樣,只有醫術而乏醫德的醫生只能稱為“名醫”而不能稱為“良醫”。“良醫”必須做到“性存溫雅,志必謙恭,動須禮節,舉乃和柔,無自妄尊,不可矯飾。廣收方論,博通義理,明運氣,曉陰陽,善診切,精察視,辨真偽,分寒熱,審標本,識輕重”(《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如能選擇這樣優秀的醫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三是用藥如用兵。兵兇戰危,是一種關乎國家軍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為。古代的醫家看到,“藥性剛烈,猶若御兵。兵之猛暴,豈容妄發”(《千金要方?食治》)!這是從“兵”與“藥”的特性上說明二者具有“剛烈”的共同特點,因此用藥要慎之又慎。
古人還從用藥之法“貴乎明變”著眼,看到靈活多變的共同點。徐春甫《古今醫統》指出:“治病猶對壘。攻守奇正,量敵而應者,將之良;針灸用藥,因病而施治者,醫之良也。”這是醫家以用兵來比喻用藥。《白豪子兵》指出:“良將用兵,若良醫療病,病萬變藥亦萬變。”這是兵家以用藥來比喻用兵。顯而易見,“兵”與“醫”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認為的同源,但也的確是相通相用的。
以上擇其要者,略舉數端,旨在說明把兵學原理移植到醫學之中,特別是中醫學之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可以啟發人們的意智,開闊人們的視野。宋朝哲學家程頤說得好:“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無能違也。”(《伊川易傳》卷三)他說的用來統率萬事萬物的“一”,就是哲學。具體地說,就是思維方法。掌握了這種思維方法,就能架起溝通兵學與醫學的橋樑。這座橋樑,在中國古人的辭典中稱為“悟”。對此,明朝著名學者黃宗羲曾說過一段非常透闢的話:“為學為教,舍自得別無他路。欲自得,舍悟別無他路。”(《明儒學案》卷二十六)鑽研任何一門學問,關鍵要自己確有心得,確實掌握要領,得其精要。之所以能夠“自得”,關鍵又在於“悟”。所謂悟,就在於透過正確的學習,切實的深造,在具有豐富經驗和深厚學術功底的基礎上,觸類旁通,默識心悟,開啟新的學術天地。不難設想,倘有精通醫學與兵學者,在這個領域深入開掘,未嘗不可以創造醫學理論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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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醫德如將德 /1
劉邦說:“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史記?高祖本紀》)打仗要選將,是因為戰場之上有良將,也有庸將。秦趙長平之戰中,因為趙王選將不當,任用了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為帥,趙軍慘敗長平,險些亡國。
同此道理,擇醫之所以重要,也因為現實生活中有良醫與庸醫的存在。明朝顧炎武說:“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日知錄》)
1.天地之間,莫貴於人/2
資料連結:醫德比醫術更重要/4
2.禁祥去疑,信醫不信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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