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兵法與養生的淵源（1）
公元18世紀中葉的清朝乾隆年間，有一位名醫徐大椿。他原名大業，字靈胎，江蘇吳江人，曾任太醫。一生著述宏豐，有《經釋》、《類方》、《慎疾芻言》等，後人評論其書“推闡主治之義，於諸家中最有啟發之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論醫之書《醫學源流論》，其中闢有專章《用藥如用兵論》。他在全面、準確地闡述用藥如用兵的醫理之後，明確地指出：“《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徐大椿憑藉自己深厚的醫學功底，敏銳地審視兵學與醫學、兵道與醫道的相互關係，得出了極富啟發意義的結論，這在中國古代醫學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學術價值。
不過，把兵學同醫*系起來在理論上闡述，在臨床上實踐，徐大椿並非第一人。
被尊為醫經的《黃帝內經？靈樞？逆順》中就談到醫學與兵法的關係，其文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以與“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相對應。饒有意味的是，《黃帝內經》還用冷兵器的“五兵”（弓矢、戟、矛、戈、殳）類比針法：“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陣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民令行禁止，士卒無自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靈樞？玉版》）
唐朝傑出的醫學家孫思邈進一步從醫家的行為心理上做了深刻的理論闡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舊唐書？孫思邈傳》）“膽大心小，智圓行方”這八個字高度概括了作為一個醫生也必須具備的心理素質和行為準則。孫思邈在對這八字原則進行分析時指出，醫生臨病與軍人臨戰一樣，在不明敵情時要周密偵察，慎重判斷，做到“知彼知己”，這種謹慎就是“心小”。一旦掌握敵情，勝券在握，就要果斷決策，大膽用兵，這種果斷就是“膽大”。孫思邈用《詩經》形容這種果斷：“‘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軍人為衛國保民而打仗，醫生為救死扶傷而治病，這種品德就是“行方”。用兵要因敵制勝，戰術多變；用藥要“知常知變，能神能明，如是者謂之智圓”（李中梓《醫宗必讀》）。
以兵學喻醫學，在中國古代並不只有上述幾個例子，自先秦至明清，有類似理論的醫家不在少數，可以說它是古代醫家們的一種共識。
說了這麼多，可能有人會問：那用兵和治病相通的地方到底在什麼地方呢？毋庸置疑，只有對這個問題做出正確的回答，才能證明兵學用於醫學不是牽強附會。
首先，從倫理道德方面看，中醫的醫學倫理觀一貫推崇“良醫”（既有良好的醫德，又有良好的醫術），認為醫學是仁學，醫術是仁術。東漢名醫張仲景主張醫生應“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這種中國醫學史上倡導的“蒼生大醫”與中國古代兵家的主張是相通的，相融的。與行醫要有仁人之心一樣，中國兵家在對待戰爭的態度上也歷來主張應“誅*，禁不義”（《尉繚子？武議》）。因此，《孫子兵法》要求將帥必須做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於主”，“仁德”便成為將帥修養的核心。
其次，從方法論上看，中國醫學與中國兵學一樣，形成了完備而嚴密的理論體系，都貫穿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辨證法。具體地說，表現為“天人合一”的中醫學理論。例如，春秋時良醫醫和指出：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傳？昭公元年》）。意思是說，陰、晴、風、雨、夜、晝，分為四段時間，五種音調。過頭了，不協調就會招災惹禍。陰過頭了是寒病，陽過頭了是熱病，風過頭了是手腳病，雨過頭了是腹病，夜裡沒有節制是迷亂病，白天沒有節制是心病。辨證施治是中醫著名的診斷治療方法。從哲學上說，它是一種樸素的系統的思維方法。中醫把天地人視為一個大系統，“人”又分為五臟六腑、十二經脈各子系統。透過望、聞、問、切，對各個系統進行綜合分析之後，對症下藥。藥分君臣佐使，最後達到治病求本，標本兼治，扶正祛邪，治病救人的目的。 。。
引言 兵法與養生的淵源（2）
古代兵法也是使用這種系統分析的方法。比如說，關於戰爭全域性的戰略問題，《孫子兵法》講求“道、天、地、將、法”之類“五事七計”，對戰爭各方面進行總體把握，系統分析；關於行軍佈陣之類戰術問題，兵家也無不講求天、地、人的相互關聯，各種條件在戰爭運動過程中的有序變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