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意識到，中國對其商業發展的重要意義。
和今天不同，在充滿了硝煙和戰火的19世紀，開拓海外市場幾乎和侵略戰爭是同義詞。既然弱小的國家無力抵抗，強大的國家便也無所謂公義道德，可以堂而皇之地揮舞著長槍短炮，損人利己。德富蘇峰用“文明”的外衣，包裹起侵略的實質，讓甲午戰爭看起來格外“神聖”，他像福澤諭吉一樣，將中國劃入“野蠻社會”的範疇，認為甲午戰爭的國際意義，就是讓中國得沐“文明的恩光”。在他看來此刻的日本和傳奇一般的古羅馬帝國沒什麼不同，古羅馬帝國影響了地中海諸國，日本也將履行在東亞和南太平洋播撒“文明”之光的義務。因為日本人是這一地區唯一一個具有政治組織能力的國民，同時也是唯一一個具有國家觀念的國民。大日本的民族精神需要進一步“膨脹”。
甲午戰爭刺激了日本侵略擴張的野心，無論是德富蘇峰、高山樗牛，還是福澤諭吉，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都自覺地接受並吸納了西方列強的侵略策略——列強間為夥伴，被侵略的國家沒有權益。日本人在驚惶間被武力轟開了國門，舉目望國際形勢，卻只見侵略與被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