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間為夥伴，被侵略的國家沒有權益。日本人在驚惶間被武力轟開了國門，舉目望國際形勢，卻只見侵略與被侵略，在這些思想家看來，擺在日本人面前的似乎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侵略他國，要麼被他國侵略，而“脫亞入歐”似乎也成了必須之道。甲午戰爭的勝利，讓日本更加堅定了侵略以強國的路線，在此後連綿不斷的侵略戰爭中，日本的大國心態不斷“膨脹”，為無數人帶來巨大災難，最終像一個吹過了頭的氣球那樣，轟然破滅。日本後來的軍國主義的種種理論很多都能在19世紀後期的日本思想家這裡找到淵源，這些思想家們預見到，並也一度看到成功的“膨脹”，遺憾的是，他們卻並沒有料到“膨脹”破滅的結局。
四、知識分子對日本天皇體制的推力（1）
在遊歷歐美的過程中，德富蘇峰充分了解了西方社會的實力和權力現狀，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西方國家憑“實力”說話的現實。“強權即公理”的思維模式給德富蘇峰的思想帶來了很大的衝擊，增強了他向權力靠攏的決心。在回國後不久，德富蘇峰在權力的引誘下放棄了“道理”，走向了依附“權力”之路。
知識分子的人格變化直接影響到了社會文化的轉型，知識分子人格變化的錯綜繁複使文化轉型也變得步履維艱。
日本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日本知識分子對日本的發展方向有著不容小視的影響力。從人格角度出發，近代日本知識分子可分為獨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斷裂型三種，德富蘇峰是近代日本人格斷裂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轉換極其複雜，而且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特點。德富蘇峰人格的轉換也剛好對映出近代日本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狀況。
明治初年德富蘇峰深受歐美自由思想的影響，一直主張自由民族、平民主義。到了明治中後期，他的主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轉向了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從一個相對獨立的輿論記者變為一個政客，和日本內閣關係親密，松方正義內閣、大隈重信內閣和桂太郎內閣都曾經和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德富蘇峰政治主張和身份的變化歸根結底源於其人格的斷裂。進入大正時期，敏感的德富蘇峰感覺到社會價值觀日趨多元化，但是由於其社會觀和道德觀的侷限，他把這種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理解為大正時期國民的精神危機，並試圖以“皇室中心主義”整合國民的思想意識，以求達到“舉國一致”，希望日本成為統領世界的國家。大正時期以後，德富蘇峰身上便再不見獨立文人的影子，他唯皇室和軍部之命是從，為他們說，為他們寫，為他們歌功頌德，教化百姓。日本法西斯體制的形成也有他的“貢獻”。因此，後人曾這樣形容他反覆曲折的一生：斷裂——試圖整合——整合失敗——徹底斷裂。
明治二十年代初期，德富蘇峰受歐美先進文化影響，積極主張“歐化”和“平民主義”，並得到了思想界和言論界的高度關注。但是在甲午戰爭前後，德富蘇峰的主張開始向國家主義、權利主義和帝國主義轉變。他認為甲午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打擊世界上的愚昧，把文明傳到野蠻的社會中去，之所以採取戰爭這種形式也是日本對外開放的需要。1894年德富蘇峰發表的《大日本膨脹論》中用較大的篇幅闡述了日本對清朝所採取的態度，以及採取“徵清”行動的原因。他認為，日本之所以“徵清”是為了大日本的膨脹，為了擴張就必須徵清。這一觀點讓我們也看到德富蘇峰是支援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的，也表明了其思想已經轉向了帝國主義。
1893年，日本主張對外強硬外交論的反政府聯合派爆發了“嚴厲取締條約運動”，在這次運動中，德富蘇峰高舉爭取“自主外交”的大旗積極響應。對“國民精神”與“平民主義”，德富蘇峰也有自己的解釋。他認為，在國民意識的支配下，除了國民，任何其他勢力都不復存在。國民精神，與國民共同經營、管理國家的國###動都是平民主義的表現。透過《平民主義與國民精神》一書，他完成了“平民”與“國民”概念的偷換和融合，也實現了從“平民主義”到“國家主義”的過渡。主張“平民主義”、遠離權勢的德富蘇峰在1897年就任松方正義內閣的內務省敕任參事官，開始向政治靠攏，因此被人稱為“變節漢”。
德富蘇峰思想的轉變導致了他人格的斷裂。自擔任參事官起，德富蘇峰便與政界保持著曖昧的關係，從獨立的輿論記者發展成為“御用記者”，1890年由他創辦的《國民新聞》也成為“御用新聞”。為自己的變節，德富蘇峰進行了辯護，在《時務一家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