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存，不顧世俗道義也無可非議。
沒有人能懷疑福澤諭吉的拳拳愛國心，1834年出生的他，對日本被列強欺凌慘況沉痛萬分。他憤怒於列強的蠻橫，認為日本雖然弱小，但也擁有著和西方列強一樣的國家權益，他還在《文明論概略》中大力號召日本人保衛國體，伸張國權。
愛國之情越強烈，保衛國體之心便越堅定，伸張國權的力量也就越大。他認為愛國的方法有很多，且越多越好，不必為道德正義拘泥。人間世事變幻莫測，歷史大變革中的人間世事更是如此，福澤諭吉曾感慨道：“昨天惱火之事，今天就變成可喜之事，去年欣喜之事，今年便成為憂慮之事，得意的變作擔心，樂園變作苦境，仇人可以成為朋友，外人也可以成為兄弟，為了相同的目標，同甘共苦。”維新後的日本有各種各樣的可能，它今日的強大不能保證日後不受欺辱，若因國家利益所需，變昨日的敵人為今天的友人也未嘗不可。
日本向西方學習走上了富強的道路，又向西方學習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眼看著西方列強憑藉著武力上的絕對優勢，收穫鉅額財富，日本怦然心動。那個曾經在《勸學篇》裡怒斥西方國家侵犯弱小行為，高呼“日本也有和西方國家同樣權益”的福澤諭吉，忘記了亞洲的其他國家也有不容侵犯的國家權益。
“國際交往中只有兩條道理：要麼消滅別人，要麼為他人所滅”，曾經受侵略的一方，漸漸萌生了侵略他人的野心。雖然起初，福澤諭吉號召日本人團結一致，齊心對外不過是為在這紛亂時代中求得自保，但隨著日本國力的強大，福澤的這一主張愈發向侵略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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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脫亞入歐，大國心態的膨脹（2）
日本一直生活在中國的光環之下，雖然也有對外擴張的舉動和野心，但卻從沒敢動侵略中國的念頭，最多偶爾滋擾中國的沿海城市。然而時移事異，鴉片戰爭後，中國便成了列強們瓜分蠶食的要地，和中國隔海相望的日本終於按捺不住。或許在那時的福澤諭吉看來，中國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各國都忙著從中國身上榨取油水，“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和中國如此接近的日本怎能放過這大好機會？福澤諭吉對民族的自信逐漸演化成自大，自大又變成侵略的決心。
福澤諭吉在《通俗國權論》中稱日本是亞洲最先步入近代文明的國家，東洋諸國的文明中心，是亞洲和西洋國家抗衡的最重要力量，日本要擔負起“保護”亞洲的責任，伸張國權。既然“百卷國際公法不如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對外戰爭當然成了伸張日本國權的首選方式。可日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此時的自己尚沒有力量和西方列強開戰。因此，戰爭的目標就鎖定在中國和朝鮮身上。
雖然福澤諭吉本人認為愛國可以不分是非，也可以影響許多日本人不分是非地愛國，但在侵略之前，為侵略正名，將自己打扮成“正義之師”，卻依舊是必須為之的工作。在《通俗國權論》裡，福澤諭吉將日本美化成傳播文明之火的使者，告訴人們日本和那些蹂躪中國的西方列強不同，日本不是要侵略中國、朝鮮，而是要幫助這兩個國家進入近代文明。而武力，只是督促這兩國進步的不得已手段。為了宣揚這種被美化了的侵略觀，福澤諭吉筆耕不輟，定期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評點時事，展望將來。
其實早在明治政府成立初年，日本就有大臣提出侵略朝鮮的計劃，但這一計劃很快遭到了正致力於推動國內變法的明治政府的否定。但僅在10多年後，政府對待朝鮮的態度就有了極大的變化，這一方面由於日本國內矛盾層出不窮，而對外戰爭正是凝聚民心、轉移內部矛盾視線的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由於俄、英等國加快了對日本週邊國家爭奪的進度。
日本不想坐以待斃，不甘靜觀西方人在自家周邊肆意而為，於是便於1875年9月進軍朝鮮，一舉侵佔了江華島。西方列強雖強調彼此之間是夥伴關係，但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因此對日本的侵略之舉並沒有過多阻撓。譬如對美國來說，日本比俄國更容易控制，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剛好可以遏制住俄國的勢力。讓美國沒有料到的是，日本的野心不只是朝鮮，侵朝不過是其向中國進軍的前提。1876年，日本以當年被迫和美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為藍本，強迫朝鮮方面簽訂了《江華條約》。
福澤諭吉的《通俗國權論》寫於1878年，剛好是日本發動侵朝戰爭的3年之後，它美化了日本的侵略行徑，也反映了日本迅速膨脹起的野心。
有侵略的地方，就有反抗。18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