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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脫亞入歐，大國心態的膨脹（1）
在19世紀末這樣一個變化多端的時代，國際格局的變化尤其迅速，1875年中國和日本還經受著同樣的災難，《文明論概略》中也認為，這兩個國家都同樣身處半開化狀態，但到了1885年，中國依舊疲弊，日本卻已然強大，《脫亞論》中的日本是“移向西洋文明”的國家，而中國、朝鮮還在原地踏步，仍舊停留在半開化的水平。
日本和中國都經歷過漫長的閉關歲月，尤其在19世紀中期，中日兩國的遭遇也格外相似，西方人的堅船利炮在大舉進攻中國的同時，也沒有放鬆對日本的威脅，中國的清政府和日本的幕府也都有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屈辱經歷。
侵略亞洲的西方國家，儘管在歷史上也有過不少激烈的矛盾紛爭，但在瓜分亞洲一事上卻表現出出奇的團結，互以夥伴相稱，但這種團結對亞洲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弱肉強食是叢林法則，狼在吃羊時從不會詢問羊的感受，在這些向來信奉自由平等的列強眼中，脆弱的亞洲國家沒有主權可言，他們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肆意制定不平等的規則，劫掠亞洲財富。所謂的國際正義，在這樣一個殘酷時代，只存在於弱者的吶喊中。
日本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民族之一。有著豐富戰亂史，為武家所治的日本人崇拜強者，鄙視弱者。二戰後進駐日本的美國士兵驚訝地發現，日本的老老小小竟夾道歡迎他們的到來。此時的日本沒有為西方人的入侵哀嘆太久，他們意識到和強者的差距，意識到亞洲的疲弱，他們開始向西方靠攏，試圖從衰落的境遇中掙脫出來。
學習他國長處是日本人的傳統，西方國家的大舉入侵讓日本人對明治天皇的維新大力支援，正如1000多年前的大化革新那樣，全盤西化後製度的優越讓日本成功地從傷痕累累的亞洲脫穎而出。“失之於歐美，補之於亞洲”是當時日本國內較為盛行的一種聲音，既然揮舞著槍炮的西方人是強者，而亞洲各國如此脆弱，與其和亞洲他國綁在一起任人欺負，不如加入西方侵略者的隊伍中去。日本的資源本不豐富，日本的領土十分狹小，侵略正是壯大日本的好方法。於是，日本像西方列強一樣，大搖大擺地對周邊國家發動侵略，先後和朝鮮、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日朝修好條規》、《馬關條約》、《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等。
福澤諭吉是對近代日本意義重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頭像甚至被印在了日本最大面額的萬元鈔票上。早年曾遊歷歐美各國的他對西方人的侵略理論頗有心得，極力主張日本走“脫亞入歐”的道路，並於1885年專門寫了《脫亞論》系統地闡述自己的思想，這讓原本就尚武好戰的日本大受鼓舞。
福澤諭吉認為，此時的日本已和幾十年前那個被欺凌蹂躪的日本揮別，其國民的精神已經從亞洲的固陋中擺脫出來。日本跨入了西洋文明之中，而日本的鄰國中國、朝鮮在多方欺壓下又絕不會強大起來，在這個交通如此便利的時代，這兩個一直對日本意義重大的國家雖然也耳聞目睹文明事物，卻依然無動於衷，“其迷戀古風舊俗與千百年無異，面臨文明日新的活舞臺，傲然無自省之觀念”。
當時的中國和朝鮮于內是一個時代的行將滅亡，於外被強國瓜分的命運業已註定。在近代亞洲率先強大起來的日本，感覺自己正處在十分尷尬的位置上，生怕有和中國、朝鮮類似的命運，被西方國家納入侵略的計劃中來。為了不讓別人欺負自己，日本必須儘快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
《脫亞論》道出了日本人的憂慮，也暗合了日本人的心意，明治維新的成果來之不易，日本強大了，然而和野心勃勃的西方聯軍相比，又顯然強大得不夠。一向為日本人尊崇的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後的種種慘況讓日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對西方人的恐懼和對亞洲鄰國的鄙視交融在一起，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認同福澤諭吉的觀點，主張“脫亞入歐”的聲音日益高漲。
信奉武士道的日本人本來就推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行事風格，並把這種風格當成可貴的個人品質，福澤諭吉恰恰出生在一個下級武士家庭，他的愛國論不可避免地渲染上武士道的色彩。但這種沒有道義作根基的愛國心，卻為後來的世界，也為日本自己埋下了禍根。在福澤諭吉眼裡，所謂愛國本身就是一種自私之心。他認為日本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正如海難中率先登上救生艇的人，可以將其他企圖爬上救生艇的人推落水中而不受法律懲罰一樣，日本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