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和客觀效果相矛盾時，還是要尊重客觀效果。五四運動時，吳佩孚的激進表現還是應該予以肯定的。儘管他以後發生了質的蛻變。 直皖戰爭和直奉一戰之後，吳佩孚已代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目空一切，驕橫狂妄。 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在漢口，他下令血腥鎮壓了京漢鐵路總同盟罷工。死３７人，傷二百餘人，開除一千餘人。造成二七慘案。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暴露無遺。二七罷工的教訓是深刻的。 曹錕和吳佩孚聯手篡奪全國最高領導權。透過賄買議員，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曹錕終於坐上了總統的寶座，達到了他夢寐以求的目的。但由此，曹錕也名聲掃地，聲望一落千丈。上海舉行“雙十節討曹遊行大會”，散發“下半旗，討曹錕，誅豬仔，懲政客，打倒萬惡軍閥”的傳單。可見，直係軍閥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了。各省的直係軍閥敲骨吸髓，民不聊生，遭到人民的強烈反對。在二次直奉戰前，全國人民反對直係軍閥的呼聲，日益高亢，成為政治交響曲的主旋律。 在財政上，直係軍閥也羅掘無門，陷入絕境。吳佩孚於９月１３日黃昏，乘專車由洛陽出發。列車三十餘輛，宛若游龍，從者雲集。午夜抵鄭州，也許是要表現出自己的儒將風度，也許是為部下此行壯膽，他在列車上，當著上車請示機宜的靳雲鶚的面，展紙潑墨，揮毫畫竹。他是很喜歡畫竹的。但是，此次畫竹，頗不順利。大概因心中有事，屢畫屢敗，皆不滿意。最後，勉強成幅，送給了靳雲鶚。列車在此耽擱了４個小時。１６日破曉，才慢慢騰騰地遲至北京。吳佩孚所有這些表現，都在向世人顯示，他沒有把張作霖當作平等的對手。這也許是攻心為上的戰略吧！ 在北京等待他的是由曹錕新改組的內閣。這個內閣對直奉二戰，毫無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準備。最主要的是財政部一文不名，財政部長王克敏束手無策。曹錕昏聵無能，只知道把吳佩孚調到北京，對軍費和軍械一概不予過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軍隊需要開拔的費用，官兵需要正常的軍餉。吳佩孚當務之急是籌備戰爭軍費，這使吳佩孚一籌莫展，焦頭爛額。王克敏籌款無著，氣得吳佩孚要槍斃他。可見，軍費讓吳佩孚十分難堪。 為解燃眉之急，吳佩孚只得命部下百般籌措，細大不捐。先後著手進行的有８筆：以外交部哈記存款２５萬元作押，息借２５萬元；借用中日實業公司存餘官款１２萬元；追討山東鹽商海防經費本銀２５萬兩，另算息錢；責令承辦東省官引４３縣之３公司報效１００萬元，由鹽運使柴勤唐辦理；責成河東鹽商代籌２５萬元，隨課帶繳；責令長蘆鹽商認籌１５０萬元，均由鹽運使張廷諤（即張直卿）辦理；沒收盧永祥在煙臺所辦濟通銀號二萬餘元，由張鎮守使查抄，就近撥付關際堂經辦之民船僱用費；向閻錫山乞助，僅撥到三門橋款５萬元。這８筆款項，都帶有強迫性質，類乎劫奪。最後，小數辦到了，大數落空了。總之，仍然沒有籌到應需款項。  
奉勝原因（2）
吳佩孚到京二十餘日，日日為軍費著急。前方戰事吃緊，又傳來九門口失守的壞訊息，令吳佩孚更為焦灼。當時直軍財政組主任參議是謝宗陶。他追問謝宗陶：“今事已急，款無從出，奈何？”謝宗陶反問了一句：“為之主者不出力，為之賓者有何力也？”吳佩孚追問有無非常辦法，能於一二日內立刻拿到鉅款。謝無奈出了個下策：“請財神耳！”吳佩孚問財神指誰，怎麼個請法，謝直言答道：“由曹錕出名約北洋宿將，如張敬堯、陳光遠輩，以及李純、王佔元之後人筵宴，即席勒請各借助軍餉若干萬元，事後由財部籌還。”這真是個餿主意。吳佩孚認為曹錕不會同意，不成。 追問還有別的高招沒有，謝宗陶被逼無奈，出了一個更餿的主意：“召中交兩行負責者至本部，勒取尚未發行之中交幣鈔各２００萬元，加印軍字，作軍用券行使，或者勒借各１００萬元，亦事後由財部籌償。”這是向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強借鉅款的損招。吳佩孚認為這個辦法可行，讓謝去辦。謝怕吳佩孚事後推卸責任，特意寫了一個請示，得到吳佩孚的手書批准，然後去辦。 謝宗陶於１０月９日，電約張公權、錢新之二位總理來部議事。二位不知何事，不敢不到。謝宗陶說，中交兩行代理國庫，並獨擅鈔權，值茲國難當頭，協助餉項義不容辭。首先講了一篇大道理，然後再接觸實際問題。開始商議借用新發行的鈔票，二行長支吾不肯；繼之商以息借款項，又都說庫無現金，嚴詞拒絕。謝宗陶眼看事成僵局，就故意露出了無賴嘴臉，嚴厲地威脅道：“兩君有款可去，無款即留，願三思之。”說罷，拂袖徑出，喝令二護兵守門，嚴禁其外出。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