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是把二人軟禁了。 到了中午，謝進屋詢問他們想好了沒有，二人仍然不答應。張公權特別氣憤，當面對謝喊道：“爾能槍殺我否？”謝卻以市儈的口吻說道：“急矣？所求者錢，非命也！”說完，就退了出來。天到黃昏，謝忐忑不安，不知能否從他們手裡弄出錢來。硬著頭皮，進得屋去，探問究竟。錢新之知道打破僵局，只能妥協，便附耳對謝說道：“經與公權熟商，兩行願各借５０萬元，共１００萬元。”謝卻故意強調非２００萬元不可，再三商量，又各增加１０萬元，共得１２０萬元。謝原來擔心不好收場，現在目的基本達到，樂不可支。又對二人致歉道：“司令部初非綁票，不過強借而已，千乞原諒。”①其實，這種強借和綁票有什麼不同。謝把借款情況報告給吳佩孚，吳大喜。第二天，兩行共送來４０萬元。有了這筆錢，吳佩孚才得以開拔。這個強行借款的經過，是當事人謝宗陶親自寫的回憶錄裡談到的，是真實無誤的。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直軍在財政上困窘到何種地步。 和直軍財政上的捉襟見肘相反，奉軍則財大氣粗、糧餉豐盈。兩者相較，直軍已經露出敗相了。 在軍事上，直軍的武器量少質差，和奉軍無法相比。雖然英美給了吳佩孚不少援助，“給吳成立了飛機隊，又賣給曹錕３萬支槍，２５０挺新式機關槍”。但直軍的武器多系漢陽兵工廠製造，質量差，數量少。直系各軍不僅槍炮深感不足，尤其子彈更形缺乏，除向漢陽、鞏縣兩兵工廠儘量調撥外，又向山西督軍閻錫山索要子彈６０萬發。其飛機隊的飛機，也僅為航空學校的實習飛機，不具備空戰和轟炸能力。各師的裝備極不平等，稍好些的是二十三師，槍支較多，但手榴彈也不夠用。馮玉祥師的槍支就更少。在重武器上，直軍的炮兵也不如奉軍。“奉軍的迫擊炮極多，用高弧線的瞄準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軍戰壕”。奉軍的飛機均為新式，機槍大炮也是從俄、德兩國購買的。 在軍隊的管理上，直軍漏洞百出。即以軍餉發放為例，可見一斑。當時曹錕的四弟曹鍈為軍需總監，即後勤部長。李彥青為軍需副監，兼兵站總監。這兩個人，朋比為奸，貪婪成性。平時發放軍餉，李彥青都要剋扣。直軍共２５個師，每師扣２萬元，每月扣５０萬元，兩人私分。平時在曹錕前沒甚面子的，不行賄送禮的，則不發餉。發餉隨其喜怒，有的一元不發。馮玉祥的部隊就經常不發餉，最後被逼上梁山。有的只發幾成，聊以塞責。 有時設下陷阱，令你上套受騙，有苦說不出。有一次胡景翼去領餉，李彥青假意親切地說：“你先將收條開下，我隨後給你送去。”胡景翼信以為真，當即開了收條。但等了幾天，不見軍餉送來，就親自去問。李彥青假惺惺地說：“待我為你查一查。”李彥青裝模作樣地查了查後說：“這錢你已領去了，這不是有你的收條嗎？”胡景翼大怒，兩人爭吵起來，驚動了昏庸的曹錕，問是怎麼回事。曹錕偏袒李彥青，也認為胡不對，責問胡道：“他沒給你錢，你怎麼開收條給他？”胡景翼無言以對，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恨恨地罵道：“我得了手，一定要槍斃李彥青。”因此，馮玉祥、胡景翼和孫嶽的反吳三角同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被剋扣的軍餉，再經軍官層層剝皮，到士兵手中就所剩無幾了。由此，士兵士氣低落，都牢騷滿腹地說：“到了前線，給他發兩槍，就算對得起他。” 在外交上，直系雖然得到英美的支援，但當時的直軍已經病入膏肓，是扶不起來的阿斗。為了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援，內閣總理顏惠慶邀請各國公使在國務院，召開茶話會。吳佩孚出席，說明此次討奉，純系以掃除割據，謀求全國統一為宗旨。日本公使芳澤當即表示，日本對於交戰雙方抱不偏不頗的態度。這引起吳佩孚的不滿，吳說：“奉張為叛逆，中央明令撻伐，彼方實無對等之可言。”日本外務省雖然對外聲稱不干涉中國內政，但日本軍部卻暗中支援張作霖。在二次直奉戰爭中，奉軍前線一時缺乏彈藥，張學良同日本聯絡，日本提供槍彈４０００萬發，炮彈１０萬發。對攻打直軍陣地起了很大作用。張作霖還聘請了一個由１０人組成的日本軍事顧問團，親臨前線，幫助制定作戰計劃。日本也經常把探得的情報，及時通報給奉軍。  
奉勝原因（3）
吳佩孚把外交爭取的重點，放在日本上。“吳佩孚此時認為應予注意及者厥惟近鄰日本，對之特下一番工夫。吳在十餘年前曾識日人岡野者，延充直魯豫巡閱使署顧問，常居洛陽，此番一同來都，因廣為介紹日人來見，其中引進有小谷氏。在表面上一時與此方似亦有接近之趨勢，而其為腳踏兩隻船則毫無疑義”。雖然，吳佩孚